正德年间，有个说法是：河北苦于马，江南苦于粮。
元末明初，张士诚覆灭之后，其麾下重臣土地，皆被朱元璋收为官田。再加上其他来源的官田，江南官田多不胜数，甚至一度比民田还多。
官田由于不用交租，也不用服徭役，因此田赋是民田的三倍，相当于田赋、田租、徭役三合一。
这在洪武、永乐年间是很划算的，许多小地主自愿把私田捐给官方，世世代代成为官田的佃户。他们只需要每年缴纳田赋，然后啥都不用管，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宣德之后，田政日渐败坏。
无数官田莫名其妙成为私田，不但田赋依旧按照三倍征收，佃户还得缴纳田租、应征徭役。倾家荡产者无数，卖儿卖女者无数，弘治皇帝想改革都失败了，因为牵扯到太多勋戚权贵。
这便是江南苦于粮！
而河北苦于马，同样是因为制度败坏。
朱棣曾经非常自豪地说：“北方养兵二十万，连年征讨蒙古，不费百姓一粒米粮。”
这是事实，永乐年间北方用兵，只需动用边地军屯所产粮食。甚至军田的粮食还吃不完，经常有粮官无比得意的报告朝廷：“哎呀，我这里的粮仓都满了，三年前的粮食还没吃完，烂在仓库里可真浪费啊。”
到了现在呢？
一打起仗来，别说边疆省份，就连河北、河南百姓，都需要纳粮服役（充当民夫运粮）。
这导致朝廷不敢打大仗，只能被动进行防御。
但内阁大佬们，还是思路清晰的，一直在蓄积主动进攻的资本。其中就包括养马！
燕赵地区马政尤为酷烈，各级官吏层层盘剥之下，有些州县几乎家家养马。不是给自己养，是给朝廷养马，劣马用于转运粮食，良马可培养成战马。
想法虽然很好，马政也制定得不错，可到了基层就彻底变形，负责养马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于是，刘六刘七起义爆发了。
这种民乱可跟江南、西南的起义不同，因为许多州县家家养马。几千乱民就是几千骑兵，虽然跟正规骑兵没法比，但他娘的跑得快啊！
平叛官军才走到半路上，乱军就已经骑马开溜了。往往官军抵达甲县，乱军攻占乙县，官军来到乙县，乱军又去了丙县。起义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还跟山东乱军会师了，现在山东北部和京师南部到处都有乱军出没。
此时此刻，连博野县城（隶属保定）都被围了，最近的乱军距离京城只有几百里。
这些乱军又多马匹，北方平原纵马飞驰，转眼之间就能进寇京师。
因此有人高喊“刘六刘七杀来了”，南郊百姓全都深信不疑，黑灯瞎火的已经乱成一锅粥。
王渊高举火把，纵马狂奔，还没来到贼寇作乱地点，便在半路上发现贼寇趁火打劫。
那些贼寇明火执仗，一边喊着“刘六刘七”，一边冲进民房和商铺。
“贼厮该死！”
王渊拍马而至，手中龙雀刀斩出，直接砍飞一个脑袋，随即爆喝：“贵州举人王渊在此，贼寇速速投降，否则格杀勿论！”
说话之间，王渊又砍死两个，吓得周围贼人纷纷避让。
“只有一个人，围殴死他！”有贼寇大喊。
见贼寇包围过来，王渊懒得再废话，纵马在街道冲杀。只一个来回，便砍死贼寇五人，剩下的要么逃跑、要么跪地求饶。
直到此刻，周冲、邹木及其书童，才终于骑马赶来。
“都绑起来，明日送官！”
王渊确定投降贼寇已扔掉兵器，便不再理会此地，让周冲三人处理首尾。
更南边火光冲天，王渊径直前往，却是一处庄园被洗劫。
半路上遇到的那些贼寇，都是南郊地痞混混趁乱闹事。此地才是真正的贼寇，估计是从邻县来的马贼，冒充刘六刘七洗劫权贵庄园——庄园核心区域有高墙，贼寇借乱军之名，可吓得庄园家丁不敢抵抗，甚至有家丁当场反水投了贼寇。
庄园里的麦田被踩坏无数，那些贼寇集中在大宅内外，正在搬运各种抢来的财货，看那样子已经装满好几车。
王渊骑在马上，二话不说，一箭射出，直接将两名贼寇串起来。
众贼皆惊，纷纷举起兵刃，还有人朝着王渊胡乱放箭。
宅院大门外有十多个贼人，王渊横刀立马，大喝道：“贵州举人王渊在此，尔等还不速速投降！”
院内出来一个贼头子，问道：“出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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