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饱肚子，也没土地卖了，怎么办呢？
借。
借钱，借粮，本想着应付过去，就还回去的佃农，到最后就会发现，欠下的债根本还不完，并且会利滚利滚利滚利，一直积攒下去。
最终，欠下的债达到一定数额，放贷的子钱商人认定这户佃农还不起了，就开始催还——几天之内，必须将欠下的债还完！
走投无路的佃农，最终只能卖儿卖女，甚至将自己也卖为奴隶。
封建时代，几乎都躲不过的土地兼并，大都是这么一个流程：吃不饱，卖土地，土地卖完租种，租着租着债台高筑，只能卖身为奴。
所以，每一次大规模的粮价波动，实际上都是在吸取王朝的寿命——前段时间粮价飞涨的事，每发生一次，就会由一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并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奴隶，消失在国家统计的户籍当中。
即便是那些，在这次粮价波动中侥幸保证田亩的自耕农，实际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或许，这家人原本攒下了一笔余钱，可以送家里有出息的孩子去游学，去练武，去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但这家人省吃俭用，花费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一枚一枚攒下来的积蓄，就这样被粮商割韭菜般割走。
原本有机会冲破阶级枷锁，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家庭，希望就此破灭。
土地兼并加剧，阶级矛盾加剧；国家失去一批中产阶级拥护者，失去纳税人；而原本愿意乖乖上缴粮税的自耕农，被雁过拔毛的地方宗族豪强所取代···
所以刘弘心里很清楚：前段时间的粮价飞涨，虽然最终被自己以最快的速度化解；但对自耕农阶级的伤害，几乎是无法逆转的。
即便刘弘以最乐观的心态估计：此次为期不到两个月的粮价飞涨，至少让百分之五以上的自耕农，成为了半自耕农，甚至直接变成佃户。
这对刘弘而言，无疑是个惨痛的教训——自耕农阶级，才是封建王朝最大的拥护者，以及基本盘。
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毁灭，其核心问题都逃不过一点：自耕农阶级数量过低，且正常生活无法保障。
原本应该勤勤恳恳待在家里种地的百姓，都成为了无地游民；吃不饱肚子，找不到事干，随便谁出来喊一句‘反他娘的’，就乌泱泱拿命去拼富贵了。
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支持者，封建皇帝但凡称得上一句‘明君’的，都会努力去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最起码，也要减缓自耕农阶级减少、以及土地兼并的速度。
作为穿越者，刘弘自然不可能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这次粮价波动事件，让刘弘心中浮现出一个想法：粮食保护价政策。
政府出面，制定一个固定的价格范围，以此减小粮食波动对底层百姓的影响。
今天，刘弘来东市的目的，除了弄清楚内史衙门在玩儿的花样之外，就是为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制定进行实地考察。
走进粮铺，映入刘弘眼帘的，就是陈列于布袋中的各色谷物。
有宿麦，有稻米，还有销量最好，为寻常百姓主食的，散发淡黄色光泽的粟米。
一块竹牌插在粟米上，上面标这价格：八十钱。
再看看店小二站在街上，每有人路过，就重复一边‘米石八十钱’，刘弘就不由觉得好笑。
这一次，关中的粮商们，无疑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按道理来讲，如果乖乖按九十钱左右的价格售粮，虽说利润有限，但起码是稳赚不亏——秋收后，粮商们下乡购粮的价格，几乎不可能超过七十五钱！
即便算上几个月的储藏成本，九十钱的售卖价，也依旧有每石十钱以上的利润；然后随着时间推移，粮价再慢慢上涨，在秋收前停在九十五钱上下，对粮商而言，这就是赚钱的一年。
但一时鬼迷心窍，让关中粮商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刘弘以皇帝之身亲自下场，开‘少府’粮售于东市，这使得粮商们囤积的粮食，在八十五钱以上根本就卖不出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粟米储存成本只会不断升高，而在少府（刘弘）虎视眈眈之下，今年一整年，粮食的价格都不太可能超过八十五钱。
这就使得，关中绝大多数粮商，这一年的盈利额，已经确定为负数了——当二月初一来临的时候，粮商们手里的粟米，其成本价便已经达到了八十五钱！
现在，粮商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能卖多快卖对快，将手里囤积的粮食甩出去，降低储存成本，及时止损。
这就使得，在诡异的‘粮荒’之后，市面上又陡然多出了一大批超过需求量的粮食。
如果说两个月钱，粮商们无论卖多高，百姓都只能咬牙买下的话，现在，只要百姓提一句‘隔壁谁谁谁家的粮铺还便宜一钱’，粮商们就会顾不上去确认，而赶忙将粮价再降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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