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弘目眦欲裂，朝臣意味深长，陈平慌乱中略带些催促的目光注视下，刘揭略带些‘惶恐’，终于为刘弘的问题给出了一份答案。
“臣奉陛下之谕，查得长安粮商不自占之事，实乃由来已久；具体遗漏之商租几何，更早已无从查证。”
“臣复闻，长安豪商所贾之粮，多于秋收之时，石钱七十之价入，今又以石八十二钱出，石得利十二钱。”
“按律，凡物贩于市，皆当分利之十一，纳于市吏，以为商租。”
“故臣乃令东市之吏，以粮商所得利之百倍，以充粮商所欠之商租；恰粮一石，补征商租一算···”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能在封建官场屹立多年的官僚，尤其是九卿一级的高官，刘揭的应急公关能力，无疑算得上十分出众。
——商人逃税有多长时间，具体又逃了多少，已经无法查证，所以就以粮商每售卖一石粮食，所能得利润的一百倍，作为商税补缴的标准。
刘弘心里也很，明白，刘揭说的都是事实——《汉律·关市律》规定，除房屋、田亩等大宗物品的交易外，其余所有钱物交换，都被纳入商业交易范畴，必须在官府规定的场所，即市集进行。
而商税的缴纳标准，则是‘贩物所得利之十一’，也就是纯利润的十分之一。
至于如何判断‘纯利润’，《关市律》说的也很明确：按照此物购入时，市场平均售价为成本价，售出时的价格为成交价，成交价减去成本价，便是纯利润，即‘得利’。
七十钱，大概就是秋收后，粮商从百姓手里收购存粮的价格，这一点即便刘揭不说，殿内百官心中也都大概有个数；至于如今的粮价，在长安城中更是妇孺皆知——石八十二钱！
为了保证这个环节不会被钻空子，《关市律》还规定：但凡不属于‘偶然***’，即类似‘农民去市集将母鸡下的蛋卖出’这种意外状况，其他所有交易的过程，都必须在市吏的监督下进行。
而刘揭派内史衙役前往东市征税的理论依据，便出于此——从行政规划来讲，长安东西二市，均属于内史管理。
恰逢粮商集体补缴所欠商税的‘高峰期’，负责征收商税的东市市吏人手不足，作为直属上司的内史派出人手，辅佐市吏征收商税，合情合理。
但即便如此，刘揭依旧无法解释一个现象。
“便是催缴粮商所欠之商税，内史何以取之于购粮百姓民？”
径直道破刘揭话语中的漏洞，刘弘愤恨的目光顿时带上了一丝危险：“莫非内史与关中粮饷有旧，遂网开一面，转由欺压朕之子民邪？”
这才是刘弘如此震怒，如此不顾天子体面，不惜破坏自己长久营造出来的‘温和仁善’的形象，于朝会之上大发雷霆的缘由——凭什么欺压百姓！
商税，确实是汉律明文规定，现在的刘弘根本无从插手；即便是想要对其作出改动，也需要精心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拿出可以摆上台面的理论依据，并交由朝堂反复商议，才能正式对这条律令做出改动。
甚至于，如果刘弘不想在制定这条律令的萧何脸上扇巴掌的话，就不能直接改动汉律，而是另起一份副署性质的‘诏令’，作为补充条款：在某某某某状况下，可以不遵守这则条律。
汉律之所以被称为‘律’，正是因为其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性，以及不可动摇性；只有发生如历史上‘吕氏之乱’，导致吕后被打上‘全错’的政治标签时，才可以借由否定吕后这个人，从而废黜由吕后增设的《金布律》。
所以，刘揭给出的解释，刘弘完全能够接受——且先不论刘揭的真实意图如何，起码这份解释，是能在法律意义上站住脚的。
如果刘揭靠着这套说辞，从长安的粮商手里薅羊毛，那刘弘绝对一点意见都没有——无论是此时的价值观，还是此时商贾们的所作所为，都决定了短时间内，商贾就是汉室社会所有问题，所有矛盾的‘罪魁祸首’。
但刘揭拉着‘依法惩治豪商恶绅’的虎皮，去向本就因粮价波动而大受影响的百姓下手，这刘弘就忍不了了。
——哪怕刘揭真如他所说那般，乃‘陛下之肱骨’，做出这样的事，刘弘也不可能忍得下这口气！
被击中要害，方才面色虽有些惶恐，但话起码还能说顺畅，甚至语气中颇有些‘陛下冤枉’之意味的刘揭，言辞顿时就磕磕绊绊起来。
“陛，陛下，此诚非臣之所欲也！”
“许是刀笔小吏自作主张，与恶商狼狈为奸，以得私利···”
砰！！！
又一声玉器破碎声，御案上最后的一件器物，也终究是没能躲过刘弘地滔天怒火。
“刀笔小吏，便胆敢将粮商之欠租，征到少府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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