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宫内,刘弘难得等来御史大夫张苍的单独觐见。
这几日,刘弘地日子算不上太好过;或者说,刘弘地大脑不是很好过。
——今年,实在是让奉常衙门手忙脚乱的一年!
饶是刘弘对于历史有着充分认知,对于这一年即将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料,但还是忍不住为这一年感到哀愁。
——撇开可能‘暴毙’的诛吕集团成员不论,汉室高层有十数位青史有名的人物,将要在今年,迎来自己寿命的终点。
齐王刘襄,将在年内死去;故皇帝太傅王陵,也已经病卧不起,时日无多;当初九卿:卫尉虫达,也顶多剩一年的寿命。
还有一些人,则已经在刘弘目睹之下,走向生命的尽头。
大约十数日前,曲周侯府便传出消息:郦商病危!
这种传言,在长安每年都能出现几十次:某某侯年纪大了,或许快要追随高皇帝而去啦~
基本可以这样说:只要某一位显赫的权贵生点小病,多躺了那么几个时辰,街头巷尾就必然会有关于该侯即将亡故的消息。
因此最开始,对于郦商将故的传闻,舆论都没太当回事——就连负责朝臣日常告假的丞相府,也没想过去亲自查证一下,郦商究竟有没有大碍。
但刘弘则是以旁观者、先知者的角度,将整个事件尽收眼底——消息传出当天晚上,曲周侯府便遣人入宫,请求刘弘派宫中太医,为郦商复诊。
须得一提的是:作为与高皇帝刘邦一同打天下,某种意义上‘同享天下’的勋臣阶级,西汉的彻侯是完全有资格,提出‘恳请陛下派太医把脉’的请求的。
而汉室对于勋臣阶级的优待,还远不止于此——如今长安东阙外的贵族聚集区:尚冠里,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是勋臣们的住宅区;当时,绝大多数彻侯都在长安城外选个风水宝地,或在甘泉山下买块地皮,自己兴建宅邸的。
在那个物资匮乏,高皇帝的御辇都凑不出六匹同色马的时代,尚冠里存在的意义,仅限于‘在朝会休息期间,供勋贵暂歇’的作用,类似于后世机场的‘vip休息室’。
尚冠里真正成为住宅区,是在刘邦驾崩之后,吕后以女身临朝,全面‘抢救’堪堪欲坠的汉室财政;等中央具备了一定的财务能力之后,才被吕后以收买拉拢的目的,赐给贵族们的。
而‘勋臣共享太医’的传统,则是起自开国初,宫内医者与朝臣的模糊界限——在那个萧何、曹参等巨擘都以黄老学出身而执掌大权的时代,实在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医术,是在这几位研读黄老之学数十年,水平达到登峰造极的大佬之上!
黄老学,其中心思想以黄帝、老子之学说,以阴阳调和为理论依据,去探索人世间的奥义。
至于黄老学究竟有没有探索到世界的奥秘,没有人知道;但最起码,他们对人体的探索程度相当深刻。
在古代,对于医学有一个很常用的形容词:歧黄之术。
这里的‘黄’,实际上指得就是《黄帝内经》。
而作为以黄帝、老子的思想为中心的学派,《黄帝内经》自然也在黄老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所以在汉初,天下医术最出众的那几人,实际上恰恰便是高居庙堂,执天下大权之牛耳的黄老学巨头——萧何,曹参等人。
有如此华丽的珠玉在前,宫中其余的太医,平日实在是没有什么业务,更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所以对于勋贵阶级的需求,太医们总是十分积极,不愿意放过这个难得的‘出诊’机会。
即便是在原本的历史上,汉开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皇帝、太后乃至于皇后,实际上都是不屑于让太医来为自己把脉治疗的——丞相便熟读黄帝内经,御史大夫就会悬丝诊脉,根本没必要去找那些‘平庸寻常’的太医。
在皇帝、太后乃至于皇后的身体出现问题时,宫中太医除了毕恭毕敬的替丞相/御史大夫/某一个身居高位的高官打下手,拿着这位大佬开出的药方把药、熬药外,就只能诊治宫内的低等嫔妃,乃至于侍女、内侍。
时日一久,太医们自然就会对出宫治疗权臣勋贵感到兴奋——即便不考虑这是难得的抱大腿之良机,能为高贵的彻侯治疗,也总比在宫内给宫女嫔妃,甚至侍女宦官治病好得多。
对此,刘氏皇帝也是持默认甚至支持态度——太医出宫医治勋贵,在有效地加深勋臣阶级对皇帝感恩之情的同时,也能彰显出皇帝对勋臣的‘看顾’。
最重要的是:通过派御医前去医治勋贵,皇帝能在施恩的同时,得到关于勋贵身体健康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这对于掌控欲几近极限,渴望对世间万物都时刻保持洞悉的封建皇帝而言,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菜鸟皇帝,刘弘自也是乐得维持这样一个能有效拉近君臣距离,加强皇帝与贵族阶级情感纽带的良好传统;便派了几位老太医前往曲周侯府,为郦商把脉诊断。
当时,刘弘心中便已有了大概预测:按照历史上郦商去世的时间来看,这一次,郦商或许真的很难挺过去了。
果不其然,不过数个时辰,派出去的太医团便回来了——那位与刘弘有过严重不愉快的长乐宫太医令,不止带回了‘曲周侯确实命数已尽,亡故应该就在这几日之间’的消息,还带回来一份郦商的奏疏。
——臣大限将至,却不知后嗣之中,何人可袭臣之爵;恳请陛下圣裁!
对于郦商的这个举动,刘弘略感到有些意外,却转念一想,也觉得算情理之中。
郦商这份奏疏,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撇开郦商只有一个嫡子,即只此一人有资格继承曲周侯之爵这件事不谈;哪怕郦商有百八十个儿子,那由谁来继承爵位,也不是刘弘能决定的!
非但刘弘决定不了,就连郦商自己也没有选择权。
——汉承秦制,汉室的爵位继承,无论是最高一级的彻侯,还是最低一级的公士,都严格按照《汉律·爵律》所要求,必须,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
若是嫡长子早夭,则由嫡次子递补;嫡次子亡故,便由嫡三子递补。
哪怕是刘弘以皇帝之身,也不能去影响哪怕最低一级的‘公士’之继承人选。
也就是说:无论是贵不可言的彻侯,还是仅仅比奴隶好一点的一级爵位:公士,该爵位都只能在死后,传给正妻所出的儿子,并且是最大的那个。
如果大儿子死了,那要提前去官府报备:原本应该继承我爵位的大儿子死了;这样,官府就会在地方保留的户籍当中,将此人的爵位第一顺位继承人,改成此人正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倘若此人与正妻无子,那无论这个人和侧室姬妾生下了多少个儿子,官府都会在此人亡故后,在公文上记录下一句:绝嗣!
这也是封建时代,尤其是汉室,对于女子生育能力极为看重,对无子的女人十分不待见的原因之一——身为妻子,却生不出儿子,那爵位就要被收回去了!
非但如此,家族传承也将直接断绝——即便不考虑爵位传承的问题,民间对于‘绝后’‘断香火’的定义,也同样是以‘有没有嫡子’为判断依据。
没有嫡子,也就等同于是绝后!
所以,为了爵位不会因为‘绝后’而被官府收回,祖宗因为‘绝后’而断了香火,民间只能将生不出孩子的女人休妻,另娶一房,争取生个有爵位继承资格、家族宗祠延续资格的‘嫡子’。
除非刘弘发起廷议,对于《爵律》做出修改或调整,并在廷议得到三读通过,不然,这种爵位继承方式,就拥有着毋庸置疑的神圣性。
也就是说,无论郦商上没上这份奏疏,曲周侯的继承者都只能是郦商的嫡长子,或者说唯一的嫡子:郦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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