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百姓用行动表达对刘弘的信任,以每石高出市场价十五到二十钱的价格,从少府新设立的主爵都尉购粮食用,长安高门皆因前时的太后懿旨,以及接连的‘凶杀案’而惶恐不已时,刘弘却悠然的坐在宣室殿内,目光柔和的打量着眼前的男子。
若是老奉常刘不疑认清此人,即便其身为皇党一系成员,恐怕也免不得要面折廷争,面红耳赤的劝谏刘弘‘莫忘国本’了。
盖因为这位男子的身份,是汉室,乃至于华夏封建王朝绝大多数时代所鄙夷的——商贾。
真要说起来,商人的恶名在不远前的春秋乃至战国时期,还算不上太差。
被太史公评价为‘商祖’的白圭,便在遥远的战国时期创造性的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理念,并借此累下万贯家财。
同样作为部分人认同的商业祖师:范蠡(lǐ),更是在隐退之后富甲一方,成为后世人所信奉之‘财神爷’的原型。
至于在后世亦大名鼎鼎的管仲,更是提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与资本论极其接近的思想主张!
这三人任意拿出一个,都足以被商贾奉为祖师,并向他们看齐。
——魏相白圭‘以商富国’的执政思维,让战国时期占据弹丸之地,却保有数万常备野战军的魏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施行了‘二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须知如今富拥大半中原的汉室,税率也才十五税一而已;就更枉论春秋各国,乃至于统一天下的‘暴秦’了。
越大夫范蠡,更是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恨,将越国从亡国的深渊硬生生拉出,并推向称霸地位的政治家,军事家。
管仲更是不用多说,在汉室,学术界依旧恭敬的称管仲一声:管子。
——要知道在汉室,就连仲尼都还没那个资格,被称为‘子’!
高兴的能叫一声仲尼,就算很给面子了——不高兴了粗暴的说句孔丘,除了儒生之外,也不会有人太在意。
即便是刘弘乃至于先帝刘盈,高皇帝刘邦的诏书当中,也不乏从《管子》一书引经据典,增强条令合法性的部分。
有如此多的先辈为榜样,商人阶级凭借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丰厚的资本,本该成为精英阶级,至少是预备精英才对。
但白圭、范蠡、管仲,乃至于目光长远,为了生意的稳定而自掏腰包,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郑人弦高,都没能成为商人阶级的榜样。
商人们,选择了一个错误到不能再错的榜样。
——姜子牙二十三世玄孙,杂家创始人,始皇帝嬴政的第一任相国:吕不韦。
无论是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还是范蠡的‘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亦或是早于西方二千多年提出‘商业战’概念的管仲,都输给了‘奇货可居’的吕不韦。
失去了白圭‘以商业思维治理国家’的思维,失去了管仲‘以商业打击敌人’的主张,也失去弦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宽阔眼界,商人阶级与社会对立,便成为了必然。
今日但凡换一个人,刘弘都断然不可能以皇帝的身份,亲自接见一个户籍还在商籍的‘贱户’。
但眼前的人,恰恰是如今汉室的商人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得到了刘弘光明正大接见的商人:长安田氏主,田兰。
在未央宫北阙上演那么一出‘为父鸣冤’的好戏之后,田兰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孝女缇萦的历史地位,成为了汉室‘孝道’的典范。
关于田兰击登闻鼓事件,光是刘弘目前所了解到的,就已经有无数个版本了。
自秦末汉初的战火而逐渐凋零的远古学派:小说家,更是借着田兰的传奇事件,而重新在汉都长安活跃了起来。
刘弘甚至特意让王忠派人去打听回来了一个版本,待等王忠面色怪异的将那则画风近乎玄幻的‘田氏孝子为父鸣冤’说出后,刘弘可谓是瞠目结舌···
什么飞檐走壁,什么力拔山兮,还都是次要的——在民间传说中,田兰之事活脱被演绎成了孟姜女哭倒长城那样的神话!
从‘以孝治国’的国策来看,刘弘应该对这件事感到高兴;对于田兰一介商户被民间神话,则应该让刘弘警惕才对。
但这件事,却让刘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在原本的历史当中,商人做官,是在文帝纵容民间资本野蛮生长,加上汉室‘祡官’政策,以及公孙弘、桑弘羊等商人出身的猛人开路,才得以成行。
而现如今,彻底放开民间资本枷锁的选项,早早地被刘弘从‘汉室未来五十年规划’中剔除。
光靠着空手套白狼的祡官政策,以及极其不友好的舆论,刘弘很怀疑在有生之年,能否见到桑弘羊这样的精英。
田兰的出现,则给刘弘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造神。
这种手段在后世可谓司空见惯:文娱工作者被经纪公司包装打扮,从而获得庞大的利益,几年之后,再造新神,继续捞钱。
这种以流水线造神的末世,刘弘后世自是咬牙切齿;但现在,刘弘却有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想法:既然后世的经纪公司,能包装戏子揽财,那为什么不能在这汉室,打包出一个‘正直仁义’的商人出来呢?
如今的田兰,甚至已经不需要刘弘打包了——孝子这个政治成分,在汉室绝对算得上仅次于‘丰沛子弟’的根红苗正!
通过打包田兰,来让商界形成一个政权可接受的价值体系,如玄高那般为了生意安稳,而时刻将国家安全谨记于心的思想,无疑算是商贾阶级最好的处置方式。
作为后世人,刘弘心里十分清楚:国家要想富裕,就绝对不可能将商贸丢在一边;但放任民间资本毫无家国观念的追逐利益,又很可能形成类似明末晋商那样的群体。
人性深处深埋的仇富心理,以及商人血液中流淌的本性,更是会让商人阶级长期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从而加速商人阶级国家认同感的缺失。
这个问题,也同样属于刘弘要花费数代汉皇的经历去解决的事。
至于田兰,则算是刘弘地一个尝试——以温和的手段,从根源解决商人阶级与社会对立的问题,增强商人阶级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的尝试。
刘弘要求也不高,不需要商人们真如管子那样为国为民,只要大多数商人具有玄高那样的忧患意识,就足够了。
即便最终失败了,对刘弘而言也毫无损失——无论包不包装,田兰都已经成为活着的孝道典范。
即便最终没能改变商人阶级的价值观,也不过是随手种下的一粒种子没开花而已。
“关中粮价安稳,民安居乐业,田宗主可谓功不可没啊。”
毫无吝啬的赞赏一番,刘弘便带上标志性的淡笑,暗自打量起眼前这位商人子弟中的佼佼者。
对于田兰,刘弘原本的感官其实算不上太好:急功近利,为人极端,意气用事等等评价,都曾在登闻鼓事件之后,被贴在了田兰头上。
但之后发生的一切,却让刘弘略有些惊讶,对田兰的感官也逐渐得到改观。
刘弘借着田兰击鼓鸣冤之事顺利收割了一波民心,并彻底解决长安粮价问题的同时,田兰都在一旁出力,丝毫没有‘功成身退’的意思。
无论是少府售粮与未央宫北城墙外时,田兰毅然捐出的十万石粟米,还是之后田兰强硬出面,统一粮商界的举动,都无一不证明:田兰,绝对是一个聪明人。
若田兰果真是意气用事,一时冲动才敲响了登闻鼓,那事成之后,田兰必然会选择韬光养晦,逐渐淡出舆论视野,以免自己的商贾身份引来太多注意——尤其是丞相陈平的注意。
但田兰却选择了一条近乎破釜沉舟的道路,毫无刻意的投身于刘弘地阵营,为刘弘的事业忙前忙后,丝毫不顾及利益之得失。
事后,年不过二十余岁的田兰,更是极有担当的站了出来,将人心惶惶的商界人士尽皆笼络,颇有一副统一关中商界的威势。
这样的事发生在政权首都,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会选择宰了吃肉,或是养肥留给儿子吃。
但刘弘却是在两件毫无关联的是当中,发现了一丝极其美妙的可能性。
既然田兰意外的统一了关中商界,少府麾下的主爵都尉也成功拉起了框架,那么···
作为后世人,刘弘在‘破坏商界统一,采取制衡’之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既然统一了,那还能少费点功夫···
——借此机会,直接将关中商人群体,尽皆归入体制掌控之中!
官商。
一个遥远时代尘封的词,出现在了刘弘地脑海之中。
既然田兰如今隐隐成为了关中商界的头子,那要是让田兰做第一任主爵都尉···
出于这个考虑,刘弘才对田兰赤裸裸的‘攻城略地’冷眼旁观,甚至默许王忠,借助此次粮价事件,帮助田兰清理一批不愿归附的刺头。
——最终结果自是有点惨烈:整个粮商阶级,全都是刺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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