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乡春
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
社瓮酿成微笑，半缺椰瓢共舀。觉倾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随着政治风向的逆转，元祐旧党遭到了彻底的清洗，苏轼一派的人马被纷纷外放，越贬越远。
虽然政治斗争如火如荼，但是宋朝的确称得上是整个中国古代唯一一个知识分子的天堂。宋朝重文轻武，对知识分子有一些很具优惠性的基本国策，诸如不杀士大夫、不因言论杀人等，所以，别看总有处心积虑的迫害、总有纷纷扰扰的禁书，但终两宋之世，因此而被杀的士大夫大约只有宋高宗时代的两人而已。
既然不能杀，那么只能采取贬谪这个办法了。一般而言，宋人观念中是以首都为中心，犯的罪越大，被贬得就离首都越远，而如果被贬的官员获准接近首都一些，往往就预示着政治新生的来临。谁也说不清政治风向的倏忽南北，士大夫们既然不会被杀，只要能活下去，就总有翻身的机会。于是，宋代官场很像是一个以首都为中心的漩涡，不断地把人们抛进抛出，反反复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是因为新旧两党的窝里斗。
神宗在皇太子时代，与韩绛、韩维、吕公著等贵族出身的年轻官僚关系很好。王安石的名字可能就是通过他们知道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也很早就注意到王安石。王安石成为朝廷的期望所在，很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神宗治世期间，最初改元选定的年号是“熙宁”二字。“熙”是明亮的意思，“宁”是安宁的意思。这个年号包含了神宗超越父皇、改革国政是决心。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兼任特别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长官，开始实行改革。制置三司条例司从已经惯例化的官僚体系中破格选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官僚们组成。其中除了王安石的心腹吕惠卿以外，还有程颢、苏辙等后来转为批判派的人才。从这里也能看出刚开始时，改革是广大有识之士的共同志向。他们一起讨论，日夜研究各种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新法政策。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升任宰相，从此与神宗一起统率朝廷，实行新法。
随着新法的确定，朝廷内部开始产生分裂。程颢和苏辙甩手不干了，退出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濮议时的死对头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时也步调一致，要求皇帝罢免王安石。连当初给神宗推荐王安石的吕公著也对新法持批判态度。这些人笼统被称作旧法党，但是这个称呼仅仅是后世为了方便把反对新法党的所有人一股脑总称的。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政策，也没有结成什么党派。
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王安石拉下马”。王安石找出各种借口和理由，把他们一个个都排挤出政治中枢。有些大人物不好太露骨排挤，就给一个名誉职务让其养老或者任命成地方大城市长官。监管道教设施的道观监督，就是这个时候王安石为此目的新设的。于是这般，朝廷的重要职位，都被王安石一党垄断。
在政治上失败的抵抗势力，开始转向言论战。如果放在现在的话，应该就是争取舆论支持，但是当时争取天意的支持才是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古代有天人感应的思想。一旦朝廷实行弊政，上天就会用天体的异常现象或者异常气象表示警告。熙宁六年（1073）久旱不雨，旧法党派说这是上天的警告，要求立刻停止新法。针对反对者的批判，王安石对神宗上奏说：“只要我们推行善政，就没有什么对不住上天的。天变不足畏。”这种对天不敬的说法，也是后世诟病王安石的一股原因。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在第二次担任宰相仅一年以后请辞归乡。从此，王安石回到故乡江宁养老，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再也没有踏上开封的土地。
王安石虽然引退，但是他开始的新法却被继续执行。吕惠卿、蔡确、章悙等王安石提拔的人才，在神宗的指导下实行集体领导。王安石这个伟大的改革设计师虽然走了，但是他设计的新法都得到施行。这些实务官僚的任务就是如何完善这些新法。
继续了十年的熙宁年号，这一年改为“元丰”。新年号体现了神宗新法已经走入正轨，国家再建在望的自信。抵抗新法的旧法党，因为失去了王安石这个攻击目标，或者是因为无奈，甚或是因为内心对新法的效果不得不承认，总之熙宁年间那样激烈的批判几乎销声匿迹。表面看来，宋朝社会似乎将按王安石设计的路线顺利向前迈进。
但是，全面信赖和支持新法的神宗，在位仅十八年突然驾崩。时间是元丰八年（1085），神宗年方三十八岁。北宋末期长达四十年的党争，因神宗的早死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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