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帝时代，人口(户数)由不满四百万户增至八百九十万户，丰衣足食，据记载，国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谷物等，所以，隋文帝可以算得上中国史上的明君之一。
炀帝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乃是坚持脱离“关中本位”的路线。同时奠定起自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起国家的体制。这一设想或者说大政方针，发端于文帝决定由杨广取代其兄杨勇担任皇太子之时。
炀帝继位以后正式付诸实施。炀帝时代的以开凿大运河为代表的各项政策，以及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的对外活动，其实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解释。因此可以说，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的发展推移并非政治路线的断裂，而应该说是隋王朝的一条必经之路。
文帝和炀帝的政治手法却大相径庭。前者集思广益，稳扎稳打地逐步推行各种强化体制的举措；而后者却倚仗着文帝时代留下的资本，亲自冲锋陷阵，企图一气呵成的达到目的。
炀帝之所以如此焦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本身的资质决定，即源于他的自信，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与他取得大权的过程有关。炀帝把兄长拽下皇太子宝座，打消了弟弟们对于皇位的觊觎，甚至操纵父皇才终于取得了最高权力。作为一种补偿，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找见成果，以显示出自己治理天下的丰功伟业。
然而最终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数以百计的叛乱集团在各地揭竿而起，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我们承认炀帝并没有脱离隋朝规定的政治路线，那么即便这些动乱是直接源自于炀帝的“暴政”，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些动乱在本质上意味着民众对整个隋代，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民众对自南北朝以来积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诉求。因此，导致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的原因，仅仅以炀帝一代的情况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
皇太子杨广顺利继位后，于仁寿四年（604）十一月迁居洛阳。为了将政治中心置于洛阳，隋炀帝于开年后的大业元年(605)命令宇文恺等人在此地营造新的首都，并于次年正月落成。
新都建造在洛阳老城以西约二十公里处，横跨洛水两岸，向南北延伸。炀帝把新都称东京，也称作东都，将此作为事实上的首都，也作为他描绘施展新政的基本阵地。
炀帝在这座都城开始着手的工作，首先是大运河的开凿。干燥的华北地区与湿润的华中，华南地区并存，构成了中华世界的一大特色。对于在长期分裂之后，终于实现统一的隋朝来说，为了稳定中央集权体制，为了把物产丰富的南方物资运往北方以应对日益增加的都市消费人口，连接南北这一课题尤为重要。输送物资最方便的是水运，然而无论黄河、淮水还是长江，中国主要的江河都是自西向东，没有连接南北的河流。于是，炀帝便决定以人工之力来完成此事。
虽然开凿大运河时也利用了既存的河流以及旧河道，然而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结果是，由于运河这条干线的建成，中国的南方与北方首次连为一体。
炀帝的登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仅仅以大业元年为例来说，为了建造新都洛阳，每个月征发的民工就达二百万人。此外，他还在洛阳郊外建造了豪华壮丽的离宫显仁宫，并于新都附近修建了巨大的庭院西苑，炀帝行幸江都之际，沿途极尽劳民伤财之事。与文帝时代的气氛大相径庭，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然而喜欢到处走动且热衷于大兴土木的炀帝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炀帝的好大喜功不仅仅限于国内，在对外方面，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突厥。公元552年由柔然独立出来，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突厥，到了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其后，由于隋朝的离间计，东突厥日益衰弱，到了隋文帝末年，随着隋朝公主和蕃嫁给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最终归顺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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