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确保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以限制平民百姓的流动。
在明初这种严厉的控制政策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比如，有史料记载，曾有一农户，因祖母急病外出求医，走的时候太匆忙，竟然把县衙开的路引给忘在家里了，结果被常州吕城巡检司查获，准备送法司论罪。这事都惊动了明太祖，最后明太祖法外开恩，这农户才免于治罪，可见，明初对人口流动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平民基本没有流动的自由，想外出经商或务工都相当的麻烦。
那么在如此严密的户籍制度控制下，明朝的商贸活动为什么反而兴盛起来了呢？
其实，这主要还要归功于明初实施的另外一项制度，开中制。
所谓开中制，简单的说，就是商人自费把内地的粮食、布匹，茶、豆、麦等生活物资运到边防，卖给当地驻军，然后官府用盐引补偿，运多少物资，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让商人赚取食盐的差价。
开中制的由来，则源于大明九边后勤补给的问题。
明朝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明太祖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
这样，朝廷减轻了九边补给的负担，山西商人则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这就是开中制的由来。
可以说，开中制的施行，为明朝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八次北征，成祖朱棣五次北征，耗费军粮马草无数，但是没有造成汉武帝时期那么极端的民怨沸腾的局面，开中的功劳是无与伦比的。
大明朝廷尝到了开中制的甜头，于是便慢慢将开中制推广开来，到了后面，凡是有驻军防守的地方，商人都可以运送粮草等物资过去，以换取盐引。
这样一来，就给大明商贸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为商人向边关运送的不一定是粮草等物资，他们获得食盐之后，到处贩卖的也不光是食盐。
随着开中制的推广，大明商贸活动逐渐繁盛，各地商贩也随之发展壮大，比如最开始得利的晋商，史料就有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当然，随着开中制发展起来的不止有晋商，也就是山西商帮，还有山东商帮、徽州商帮、江右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等等等等。
而作为金陵曾经的帝都和大明水陆转运中心，发展更是迅猛无匹，大明正德朝的《江宁府志》记载金陵的商业铺行就有104种，而且每种行业还不止一户，其中“糖食铺户约有三十余家”，金陵商贸之繁盛可以想见。
张斌的三哥张三和四哥张军正是福建商帮中有名的“东盛堂”两大掌柜，这东盛堂原本为福宁州黄氏所独有，主要从事与东瀛的海外贸易，在福建的月港和广东的澳门都有分号，规模不算小，但也不能算大，在福建商帮中只能属于敲边鼓的小角色而已。
但是，自从大金所的张成德、郑之远等人秘密参股之后，东盛堂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到现在，已经成为福建商帮中有数的大商号之一。
张斌已经知道他母亲黄家就是做生意的，他三哥和四哥也在跟着做生意，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三哥和四哥具体在做什么生意，更不知道东盛堂商号的规模已经大到吓人。
毕竟这时候经商怎么说都是贱业，跟做官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谁没事到他面前来显摆自己生意做的有多大啊，那不是有病吗！
不过张斌倒不歧视经商，相反，他对经商还十分的重视，因为他知道，要纯靠农田税赋来拯救大明是不现实的，必须开源，也就是增加其他收入来源，而经商，特别是海外贸易，正是开源的重点所在。
这不，他四哥张军一来，他立马借口为自己的府邸把关，硬要跟着张军去找房子。
这种事情，当官的一般都是安排亲戚或者亲信去做的，一个从五品的员外郎，竟然亲自跑去找房子，他这也算是奇葩了。
张斌的四哥张军应该说是五兄弟里面长的跟他最像的，同样英俊潇洒，同样文质彬彬，两人站一起，绝对没有人怀疑他们是兄弟，不像他大哥和二哥，那两个肌肉男跟他站一起，简直就跟老鹰抓小鸡一样。
不过张军的文气与张斌的文气还是有区别的，两人只要一开口，别人立马就能看出不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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