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仆寺少卿周朝瑞；
等等等等，朝野上下从内阁到六部、都察院，所有五品以上大员不是被魏忠贤罢免，就是主动辞呈，致仕而去，魏忠贤再狡诏以自己的干儿子、干孙子等阉党中坚代之，整个京城朝堂几成阉党天下。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阉党掌控朝廷大权之后，南都金陵的风云也慢慢开始被搅动了。
一开始，果如杨文忠所言，阉党并没有直接来掌控南都六部，而是一脚把两个朝廷名臣踢到了金陵。
这两个人在明末历史上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是原兵部左侍郎袁可立，另一个是原都察院右都御史、户部左侍郎毕自严。
这两人并非东林党人，但是在朝堂之上一直维护东林党，忤逆魏忠贤，魏忠贤忍无可忍，干脆将他们贬到了金陵，让他们来养老。
毕自严被踢到金陵之后，先是任南都都察院右都御史，而后又被群臣推举为南都户部尚书。
他并不是那种自暴自弃的人，南都户部也并不是无事可做，他原本想好好整顿一下南都户部，将南直隶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赋抓起来，严管漕运和盐引勘合发放，撑起大明税赋的半边天。
但是，他才刚上任不久，魏忠贤便派来亲信宦官崔文升总督漕运，意图贪占漕运所得。
这崔文升是明光宗泰昌年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御药房掌印，正是他给光宗下大黄药，吃的光宗腹泻不止，不能上朝，然后又把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当仙药，给光宗服了，使得光宗暴毙！
这红丸案当时可是轰动朝堂，可因为红丸是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建议光宗服用的，所以，作为当事人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得到浙党的极力维护，并未受到严惩，李可灼只是发配边疆，崔文升也只是贬斥到南都就完事了。
崔文升可是害死光宗的罪魁祸首，现在魏忠贤竟然要启用他来总督漕运，毕自严自然恼火异常，坚决抵制，他与阉党关系开始日趋紧张。
这还没完，紧接着，魏忠贤又听说南都太仆寺牧马草场有存银百万余两，便派来干儿子胡良辅前来索要，名义是做皇宫新建的三殿装饰费用。
结果，胡良辅一来，发现这是个谣传，他一两银子都没搜刮到，于是他便回去建议魏忠贤，卖掉南都太仆寺牧马草场，以充费用。
南都太仆寺牧马草场可是给大明的战马提供草料的所在，如果卖掉，大明便养不成战马了，这不是要打断明军的腿嘛，毕自严自然是坚决不同意。
魏忠贤也是恼火异常，他直接狡诏以皇帝的名义将毕自严大骂了一顿，崔文升总督漕运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南都太仆寺牧马草场也卖掉了，毕自严气得直接称病辞归故里。
至于袁可立，被踢到金陵之后，先是任南都户部尚书，后面毕自严上任南都户部尚书，他又被群臣推举为南都兵部尚书，接了杨文忠的位置，成为张斌的顶头上司。
原本张斌以为可以借此机会拉拢这位明末的名臣了，可不曾想，袁可立才刚上任几天，便愤而辞归故里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袁可立在京城把魏忠贤忤逆的太狠了，魏忠贤恨的牙痒痒，把他贬到金陵之后，魏忠贤还不想放过他，竟然派出爪牙天天跟踪监视他，想找出点事情，把他给收拾了。
袁可立察觉之后，自然是气到不行，干脆就辞职不干了，以免被魏忠贤诬陷，抓去诏狱折磨致死。
袁可立刚走，魏忠贤便派来了他的干儿子刘亭元接任南都兵部尚书，这刘亭元就是个酒囊饭袋，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南都兵部倒是比以前还清闲了。
张斌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办法，凭他现在的能耐还掀不翻阉党这个庞然大物，他能做的唯有等待时机。
当然，他这个等并不是坐等，这期间他也没闲着，一直在为今后的崛起做准备。
像曹化淳这个关键人物，他一直都在拉拢示好，两年多时间下来，曹家和张家都差不多亲如一家人了。
像《大明新军操练概论》的编写他也一直没有松懈，两年多时间下来，他终于把初稿给写出来了。
还有大金所屯卫的操练一直在秘密进行，徐光启和毕懋良等致仕名臣他也一直在拉拢，甚至他还参与了《农政全书》的编写。
这期间，他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毕懋康就任南都工部右侍郎之后，他便催促毕懋康将废弃南都兵工厂重新启用，并想尽办法从京城的王恭厂调来了一批熟练的军匠，协助他研制燧发枪。
天启六年，王恭厂轰的一声炸了，大明制造火器的军匠却并未因此死绝，毕懋康在张斌的提点下，“歪打正着”，为大明的军工留下了最后一丝元气。
乱世纭纷，乌云遮天，张斌默默的准备着，准备着，等待那一丝曙光的到来。
终于。
天启七年八月，京城传来消息，皇上在客氏、魏忠贤等人的陪同下，到西苑游船戏耍，不幸落水，身体每况愈下，眼看着就要不行了，九千岁魏公公正到处寻找仙药为他治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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