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所说的陈老师是张强父母的大专同班同学，在本市二中任教，是该校的台柱之一。
据说陈老师和妈妈当时就是同桌，关系好得像姐妹，这种关系也惠及一家人。
张强初中毕业那年，他爸爸生了病，很严重，当时他大姐张秋还在大学念书，家里经济非常窘迫，而且还没有医保这一说，情况非常糟。
陈老师闻知，二话没说，定期存款改活期，取出近万块钱，借条都不用写，就跟丈夫一起匆匆赶到医院去，交到妈妈手上。
这件事也让张强父母一直对她感激于心。
不过张强从小就捣蛋，每次来陈老师家必出乱子，陈老师在教育方面十分严格，一旦犯错就不客气的批评，张强一见到她就头大，于是敬而远之。
张强马上到电话亭打个电话到陈老师家。
接电话的是陈老师的女儿“星期四”。
“星期四”这名字很怪，却是陈老师的丈夫武伯伯的神来之笔。
武伯伯是税务机关的干部，是典型的客家人，传统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与陈老师的“计划生育”一项中有个不算宏伟的目标，务必要生足两个儿子。
无奈的陈老师，只能百折不挠地一路生下去，一直生到计生政策落实时，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犹未面世，而儿女已经多达七人，这个不算宏伟的计划只好不了了之。
懊恼之余，武伯伯偶翻一本日历，忽发现一个意外的巧合，这七个子女生下来时刚好各在一周中的各天。依次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二，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没一个重复，正好将一周的日子填满。
武伯伯觉得这是他与太太共同完成的一项奇迹，值得纪念，为此便给子女们另取小名，都以他们生下来的日期来命名。
这小名新鲜出笼时，长女已长到十多岁，早先的小名“阿凌”早已稳坐昵称第一把交椅，改当然是不想改的。无奈二老天真未泯，不但改了，还率众叫得不亦乐乎，硬是彻底完成了这一项艰巨的改小名工程。
而且，二老还安排他们值日，值日内容是按时唤醒大家并监督完成刷洗，星期一负责在星期一时唤醒，星期二负责在星期二时唤醒，依此类推，执行得还相当顺畅，解决了两老此前对儿女们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头疼问题。
儿女们稍一年长，星期六有一天看到了一本连环画，名叫《鲁滨逊漂流记》，顿时对这名字大为不满。
星期五接着也看了，看得面红耳赤，但这时再改名已经没法子，只能认了，唯一的愿望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从此再也没人看。
如今星期三、六、日均已成家另立门户，星期二、一在外地念大学，只有星期四、五都在身边念高中。
星期四知道是张强，叫了声“黄老师接电话”后就叫张强去玩，又说今晚她妈妈要与黄老师逛街，现在正在唱卡拉OK，还没说完，声音已经变远，有人夺过电话说：“是阿强吗，你躲什么地方去了，这么久不来我这里，是不是被我批评怕了不敢来了？”
张强赶紧说：“陈老师，我也想去的，没空，毕业快到了，学习紧张得很。”
陈老师一针见血：“还骗人，你什么德性我还不知道吗，再紧也紧不着你。”
接着妈妈得到了话筒，先问张强过不过去，张强说反正晚了，明天再过。又说：“妈，你知道我今天去了哪里？”
他恨不得马上把到文家的观感跟妈妈说。
“我知道，你明天过来早一点，我要早点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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