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奴已经杀到城外,大明丧师辱国,士民死散,国土沦陷。朕有罪!”崇祯也不玩虚,站在御座前,看着群臣,开门见山。
“哗哗。”
满朝大臣,太监们,除开维持礼仪、如今划归为旗手卫的大汉将军们,所有人全部跪下。
一个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如此不诚恳的、轻描淡写的下“罪己诏”,你指望满朝诸公“心服口服”?然后,团队力凝聚开到最大,诸公捐弃家产,跟着你干?
那怎么可能的!
没有圣旨明示天下,这叫“罪己诏”?
但是,皇帝是国家的代表。给人打到“老窝”门前,这不亚于在皇帝脸上抽了一巴掌。
不管满朝大臣们是怎么想的,“主辱臣死”这个政治正确还是得要的。
崇祯只说一句“罪己诏”,然后话锋一转,喝问道:“但是,卿等有没有罪?有没有?朕看是有的!”
这句话要达康书记来说,那是非常有气势的。但天子之威足以弥补崇祯的演技不足。
满朝寂静!
崇祯目光从群臣一一身上扫过去,说道:“卿等平身。”话锋再转,“大敌当前,朕既往不咎。但自此刻起,朕希望卿等以国事为重,遵守规矩。
不听军令者,杀无赦。
通敌卖国者,杀无赦。
妖言惑众者,杀无赦。
囤积居奇者,杀无赦。
不敢战者,杀无赦。”
崇祯连说五个“杀无赦”,杀气腾腾。刚刚站起来的满朝诸公,或是低头或者面无表情,或是摸鱼。
皇帝发脾气吓不吓人?当然吓人!但是做官做到这个份上,谁还不是个老油条?
首辅钱龙锡出列,奏道:“陛下,法令严苛,可否稍宽?”
不少官员心里松口气,最近钱阁老还是能任事的。他们这些京官散漫惯了,又是宵禁又是“杀无赦”,心里有点不适应。
崇祯道:“建奴已经打到城下,如今是战时体制,当从严。”
钱龙锡立即退下。
成基命出列道:“建奴兵薄皇明京师。臣奏请陛下重整城中保甲,并派遣大臣署理诸事。”
“准奏。”
中极殿大学士、枢密使孙承宗出列道:“永平兵备副使梁廷栋弃守三河,臣请斩此人!念军中将校血战,值此用人之际,三河兵俱降一级,往通州驻守,戴罪立功。”
“准奏!文官武将,守土有责。朕在战前就行文强调。”
本来一片寂静、沉闷、看戏的朝堂,突然间泛起了波澜。死人了!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即便是在皇极殿举行的“大朝会”,但在本质上,它依旧是“早朝”。
而大明朝的早朝,早就是沦为仪式。并不具备议事的功能。
换言之,这都是天子和阁臣们商量好的。
稍后,李邦华出列奏事,请以倪元璐为副手,统领京师民役,以工待赈。
大朝就此结束。
…
…
崇祯从皇极殿里出来,脸色微微阴沉,并没有在朝会中取得胜利的笑容。
因为,这次大朝会的目的,不在于他要杀梁廷栋。
而在于他的那句“朕有罪”,承担此次螨清兵入京畿、打到京师的政治责任。
朕都在皇极殿这样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地方认错,尔等还想要如何?
明旨下“罪己诏”那是不可能的。
他心里很清楚,下不下“罪己诏”和朝堂上的这帮人愿不愿意跟着他干,让大明重新伟大,这是完全不沾边的。利益集团在被打疼之前是不会让利的。
他做个秀就得了。
崇祯带着太监、锦衣卫、翰林学士们到武英殿中。这里已经被改为战时的指挥部。
巨大的地图、沙盘,还有枢密院的文吏们在此忙碌。
刚坐下来,翰林侍讲倪元璐面对天子,躬身道:“国难当头,臣本不应推辞差事,但臣恐难以胜任。”
倪元璐时年三十七岁,天启二年的进士,授庶吉士。那一科,孙承宗、袁可立为殿试同考官。
其实按照大明的官场规矩,真正是这一科进士们的座师,应当是当时的会试主考官、大学士何宗彦!
副考官都隔着一层。
而殿试没有主考官的,因为主考官是皇帝。
但是,要注意时间。天启二年春举行该科的会试、殿试,此时孙承宗为帝师、东林党,在朝中的根子很硬。他同科好友袁可立为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经筵。
翻译一下,袁可立实际干的九卿通政使的活儿。而更大的权力来自后面三个字“侍经筵”。他同样算天启皇帝的老师。吹个牛逼的话,也是“帝师”。
当然,权力不来自于帝师这个职业。正儿八经的帝师是孙承宗那样的。(天启)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权力来自于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在经筵上见到天启皇帝。这比通政使牛逼。
明朝一科进士取两三百人,不可能人人都跟着大学士何宗彦走。天地君亲师,座师归座师。这无可替代。但同考官也可以算老师的。就有一批人是跟着孙承宗、袁可立走的。
倪元璐便是袁可立的门生。同门还有黄道周、刘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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