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绥南顿时就觉受宠若惊,又跪下谢了恩。
“朕之所以把你调到南康城,是见了你以前的一个折子。”
皇帝从御案上拿起了一个奏章,随手翻开说道:“去年你给户部上了一个奏章,建议开放海禁,朕当时就觉得甚是有理。这几日翻开来看,更觉可行,此番召你入京,就是想听你详细和朕说一说实行的方略。”
毕绥南终于知道皇帝让自己入京的原因,这才安下了心。
大衍立国之时,曾与外洋交易了几十年。直到海匪猖獗之后,才不得已下了海禁的律令。
然而海上贸易一本万利,海禁无异于以汤止沸。
即便朝廷有了海禁,仍有无数商家冒着被海匪劫持的危险,屡次出海做交易。
庆阳府下属七县,有一邻水县紧邻着海面,于是庆阳也成了走私货物出海的出路之一。
毕绥南在庆阳做了这么多年的父母官,对海上贸易的利润早已摸透,听皇帝问起,便详细分析起了海上贸易的利润。
“海外之夷,有东洋、大西洋之夷,其国土贫瘠,既不能养蚕,更不能烧制瓷器。我大衍物产丰富,西洋垂涎已久,尤以丝绸、瓷器为甚。”
“只庆阳一地,每年走私出去的丝绸不下数十万匹,获利百万两之巨。若是由官府来经营,江南十府,每年至少可增千万税收。”
皇帝听到这个数字,顿时眼前一亮,若是照毕绥南的说法,那一旦开放海禁,朝廷的收入可是要大大增加。
不过他随即想到,毕绥南身为知府,对走私的内情知道的如此清楚,遂黑着脸道:“大胆毕绥南!你身为地方官,居然敢放任商户违背我大衍禁令,该当何罪!”
毕绥南不慌不忙答道:“陛下,并非臣放任不管,而是臣无从管起。”
皇帝冷哼了一声,说道:“你和朕说明白一些!”
“臣刚到任时,有人向臣举报,说是邻水县有两艘商船装满绸缎准备出海,臣当即就在码头查扣了下来。”
“然而就在当晚,藩台衙门派人给臣送去了通行的文书,说那两艘船是省里送出去的货物,臣万般无奈,只得予以放行。”
“正兴十三年,臣接到总督署的公文,说是南康的海军护送一批紧要的货物出海,让臣小心接递。”
“正兴十五年,臣收到司礼监的急递,说是有一批丝绸要送到京城,让臣予以放行。后来据臣打探,这些丝绸全部运往了外洋。”
“正兴十七年,海匪的头子派人找到了臣,说江南的一些富户买通了他们的人。这些富户派人盯着码头,出海的若不是他们的船,就去给海匪通风报信,让海匪劫下,以此垄断出海的线路。”
“就在上个月,因扣押了一车瓷器,还有人找到了臣,请求臣予以放行。”
毕绥南侃侃而谈,一桩桩事情说出来,皇帝听的是心惊肉跳。
不过皇帝静下心神,又找到了毕绥南话里的不通之处。
“江南一省,衙门何止成百上千,南康又紧邻着出海口,海匪的头子,为何会找上你?”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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