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命令坐在那把椅子上，椅子的四条腿还不一边长，坐上去晃晃荡荡，我却不敢乱动，等预审人员让我抬头，我才又机会打量这二位将要决定我命运的警官，他们二位没穿警服，便衣打扮，其中一人微微发胖，不停地用手里的手绢擦拭着额头的热汗，另一个人端着个白瓷茶杯一直在喝水，看得出他们两个人刚到，显得风尘仆仆。
其中一个警官嫌我坐得太远，命令我把椅子向前拉了一米左右，接下来开始了第一次审讯。
两位警官一个人负责问话，一个人负责记录，一通老套子活，没有任何的新意，无外乎姓名、年龄、籍贯、民族、家住地址、所属派出所、家庭成员等等。
他们二位把这些例行公事都问完了，开始正式审讯。
一上午的时间，抽了二位警官四五颗烟，从他们询问的过程和内容来看，应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让我供述出来。
在以后的时间里，隔三差五的二位警官就来提讯我一次，前后有这么二十来天，一共提讯了我四五次。
他们总让我自己主动交待——我自己到底犯过什么事儿，却从没有谈及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关于我的什么情况，我自己很明白，我只有在红旗饭庄那次被三傻子撂出来过，后来也是不了了之，自打我被收审进来以后，我一直认为是这场事儿又被翻了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来提讯我的二位警官始终没有提及此事，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把我逮进来的？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咱还得追根溯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大批的知识青年在接受了若干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一番作为之后，终于迎来了返城的机会，一时间，有孩子上山下乡的家庭，无不想方设法地找关系走后门，把在农村里吃苦受累的孩子往回办，知青们自己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回城，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大批的返城知青回来了，太多的家庭团聚了，可随后的问题也来了，这么多人回了城，要住房、要吃饭、要就业、要生存，社会上提供给他们的生存条件却十分有限，没找到接收单位的，就等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这件事现在说起来有点不太好理解，随便干点什么，多少不也能挣口饭吃吗？没错，可那时候不一样，就连早点铺、卖菜的这些岗位都属于集体企业，如果一个人在城市里不上班，几乎没有任何途径可以挣到钱。
大部分人是回来了，户口可还在农村，当时是计划经济，买粮食买油买肉，光有钱还不行，一切供应全得凭本儿凭票，家里的粮本儿副食本儿上，可没有他们返城知青的供应量。
吃饭还不是大问题，家里人从牙缝儿里挤一挤，每人少吃一口，农村有亲戚的，用大米白面去乡下换点棒子面，以少换多，还能对付着活。
可是住房问题也得不到解决，那时咱老百姓家里都指望着单位的福利分配住房，一家三代六七口人在一间小平房里挤着住的大有人在。
有的家里子女多，孩子都已经成年了，还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只能睡上下铺、搭阁楼，一间小破屋挤挤插插的下不去脚，又女孩的更不方便。
时间一长，亲情终于经不住现实的考验，在家吃闲饭成为了一个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严重障碍。
家里有门路的，可以通过各种关系，给闲置待业没有饭辙的儿女找个工作，而在同一时期，各个高中技校已经毕业的小青年们，又大批涌向社会等待就业，各单位里的招工名额却被返城知青给占了。
正所谓无事生非，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无处排放他们的热血青春，纷纷走到了社会上，每日消沉买醉者有之、玩世不恭寻衅滋事者有之、寻求刺激挑衅人们道德底线者有之。
八十年代初期，各工厂单位通常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只要天一黑，路上的女职工们大都要有父亲或是兄弟接送，当然已经搞了对象的，对象可以从女方家中接过这个接力棒了，不只是工厂单位，就连各个学校也一样，二黑在九中门口劫我的钱，不就是很好的事实吗？
在当时来说，重新整顿社会治安，让老百姓过上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日子，已然是迫在眉睫了。
一次大搜捕下来，使得这么大一个直辖市里的各个监狱看守所分局拘留所人满为患，收集上来的案卷堆积如山。
咱们把话拉回来说，再回到我的案子上来，自打被从家里掏走那天起，我心里一直在想是被谁告发的，接到下队劳动决定书前的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是在红旗饭庄的事儿上被三傻子坑了，可在提审我的时候，却根本没人提起这件事情，仅仅是例行公事走走过场，好像谁都没个准谱，其实分局的提审人员根本没必要难为你，程序走到了，把案卷往上一报，往后跟人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在命运的洪流中，我个人仅仅是一片汪洋大海中的枯叶，一个劈头盖脸的浪头打下来，或许会让我葬身漩涡沉入海底，而一股海底的阴流或阳流卷上来，又可以把我推向海边成功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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