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想来，即便应天府的商税收入属于特例，可若能将新政推广至整个大明，仅商税收入就能破亿两，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税入，大明财政总收入超过所谓康乾盛世都不成问题。
然而这时另一边的郝光明迟疑着道：“这应天府商税增加得确实有点猛啊，怕是不仅和新政有关，也和你们这时粮贵银贱也有一定关系吧？”
朱媺娖听了这话先是微愣，随即兴奋情绪就迅速消散。
仔细想想，这市税原来就不低，推行新政后增加得也太猛——推行新政肯定是主要原因，但多半和如今粮贵银贱有关。
因为此时商税多半是按货物价值收取，而银子则是衡量活物价值的标准。
如今应天府粮价在官府平抑下虽已降到2.8两银子一石，可价格仍是正常年景的两倍多。
而其他物资的价格跟随粮价同样是有所上涨的，虽不至于涨到两三倍，可一两倍却是有的。
所以，应天府通过商税所收银两的实际价值怎么也得打个对折，即一年市税总额的实际价值和正常年景的六七十万两银子差不多。
另外，市税、关税地方都要截留的，以一半的比例截留，那么朝廷在应天府一年所得的正常年景商税应再减半，也即是三十多万两。
应天府推行新政后，商税理应是此时全大明最高的一府，所得总税额也才类似正常年景的三十多万两银子，显然没马士英所说的“一年市税就超百万两银子”那么让人兴奋、惊喜了。
于是，在众臣震惊之后都一脸惊喜时，朱媺娖却受了笑容，语气淡淡地道：“应天府一年的市税能超百万两，确是新政之功，但诸卿也不必过于欣喜。
须知，如今粮贵银贱、物价皆有所涨，所以银子的实际价值是要打对折的。在除去地方需要截留部分，咱们中枢能得到的便只有三十多万两罢了。
而应天如今乃是我大明首府，诸般条件无比优厚，新政之下受到这些是理所当然的。
诸卿切勿因此小小成绩就骄傲懈怠，还当尽心竭力地进一步深入落实新政，扩大新政成果才行。”
众臣听了皆愕然，随即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不禁在腹中吐槽。
‘一府之地市税超百万还理所当然？’
‘这话要让先帝知道，怕是要哭晕在武英殿上吧？’
‘陛下对新政期望还真是高，对我等要求也是真的严厉呀。’
‘难不成要应天府一年商税收入数百万两才满足？’
‘···’
朱媺娖自是不知道她一番话惹得众臣在心内竞相吐槽。
她接着道，“不管怎么说，这应天府能在六七八三个月共收得商税近四十三万两，确是新政之功。
故而接下我们便要按计划将新政推想整个南直隶，用一年的时间检验其在南直隶的推行效果。
诸卿亦当再接再厉，争取让新政在南直隶获得同样良好的成绩，进而推广到其他省份，如此才能真正令国库收入大增。”
武英殿中的众臣，不论心中怎么想的，解释皆齐声应道：“臣等谨遵圣意！”
随后，众臣又就其他方面的财政问题进行了商议，如整个南直在过去三月的商税收入，又如其他省份陆续解押到南京来的夏税税银，等等。
会议一直开到上午十一点，还没开完，却也算告一段落。
就在众阁臣、部臣准备离开武英殿时，却见刘淑英从后殿匆匆走来，向朱媺娖一揖，面带喜色地道：“陛下，南安伯郑芝龙带着运粮船队到南京了！”
朱媺娖听到这消息也是一喜，当即问：“可知他此番运来了多少石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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