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按照林东之前的布置，已经派人将这些灾民都带了过来，分散安置在东海中所以北数十里范围内。
这里大多数都是荒山，没有现成的田地可供耕种。
可这难不倒林东，他发出一道命令，凡是新来的灾民，自己开垦出来的土地头一年免掉所有赋税，从第二年开始，也只缴纳国家征收的那部分税收，至于其他的杂税一律免除，若是除了口粮还有多余的再上交卫所。
此外，他还将那些青壮动员起来，开始在这一片地方兴修水利。
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之所以经济破产，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水利失修和灾荒扔频。
有位哲人曾经指出：“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
在明朝末年，由于水利失修带来的严重灾荒。从万历年间起，朝廷一面从国库提取大笔金钱供自己穷奢极侈的耗费，一面又要筹措庞大数额的军饷用于镇压少数民族和农民的反抗，国家财政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政府根本无力顾及水利的维修，常年有限的一点河工经费又被官员们贪污私肥。
以黄河来说，明代原来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浚制度。万历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费，俱入上下私橐”，致使河床淤积的泥沙越来越厚，河堤“连年冲决”。
管河的官吏甚至幸灾乐祸，“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课金钱，则自总河以至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正是崇祯年间“河患日棘”的根本原因。
其他水系的情况也差不多。崇祯初年，给事中黄承吴面奏：“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崇祯皇帝问：“水利何为不修？”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回答说：“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须要钱粮。”朱由检一听要钱，立刻沉默不语，过了好半天才拐弯抹角地说：“要修水利，可扰民否？”于是，在不愿“扰民”的幌子下把这件“东南第一大事”轻轻地放在了一边。
由于水利失修，农田抗灾能力大大的下降，从而导致粮食收成减产，影响朝廷收入，使得朝廷经济愈发苦难，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林东的带领下，灾民们都动了起来，按照规划，将一条条的水渠修建起来。
现在正是二月，兴修水利正当其时，水利修好之后，正好赶上春耕。
而为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林东采取了以劳力换口粮的办法。
这个办法一经实施，老百姓的热情立刻高涨起来，他们可是饿怕了的，只要有吃的，力气是使不完的。
况且兴修水利也是为了自己的生产，更加没有偷懒的理由。
看着成千上万人同时开工，商八都被惊掉了下巴，如此强大的号召力，也只有林将军了吧？
“商老板，你去市面上看看，有没有番薯和玉米出售，如果有的话，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你都要给我弄回来。”林东琢磨了一阵，觉得光靠目前已有的粮食作物恐怕很难养活安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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