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人营的特定条件下,个人已不复存在。林启明认为,他不是作为个人活着的,而是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活着的。军人营的全体弟兄也是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活着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们评价他们的时候,都不会说他们哪个人如何如何,只会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中国军人如何如何,他作为第九中国军营弟兄们的最高长官,不能不为国家民族负起责任来。他没想到由此而引起的风波,更没想到会于那风波发生后调离第九中国军人营。
每当站在整齐的队列前对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举手致敬时,林启明眼前总是飘荡着一面鲜红的国旗。国旗的形象十分真切,是系在绳子上的,旗杆顶天立地地高大,国旗便顺着高大的旗杆一点点爬高,最终,升上高渺的晴空,有时,能在缓缓上升的国旗周围看到火光和硝烟,甚至能看到德信公司大楼巍峨而沉郁的阴影。每到这时候,林启明就觉着,他和他属下的弟兄们还没被解除武装,他头上戴着钢盔,顺着裤缝垂下的左手攥着枪,他依然在为这面国旗而战斗着,耳边就会适时地响起《大上海不会降》的歌声。
小红楼顶的电喇叭却总在播放金鹰电台的申曲,绵绵软软的,听了让人骨头发酥。电喇叭是他和弟兄们要求布莱迪克中校派人装起来的,想藉此了解外面世界的讯息,可喇叭里偏很少广播时事新闻,不知是不是营主任罗斯托上尉有意安排的?
一开始,罗斯托上尉就反对他们在军人营搞精神升旗和日常操练,说是怕日本人知道后,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他据理力争,坚持认为,根据中国军人营区内自治的原则,弟兄们有权自主活动,营理当局不能干涉。罗斯托没办法,请示布莱迪克中校,中校一面让罗斯托少干涉营区内部事务,一面也把他找去谈了一次话。再三告诫他,要他约束行动,不要出格,以免激怒日本军方。他当时并未料到后来的那场致使他调离的风波,对布莱迪克的告诫没当回事,表面上应了,心里却固执地想着,自己是个中国军人,不管布莱迪克中校说啥,他都得按一个中国军人的良知和准则去做。
在那段日子里,他除了带领弟兄们日常上操,进行精神升旗,还亲自给弟兄们上课,讲“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讲得许多弟兄直掉眼泪。
营区周围的中国同胞们密切注视着营内的一切。每天早晨举行精神升旗时,四周楼房上都有人默默观看。上操的哨子不但唤醒了弟兄们的斗志,也激动着中国同胞的心。
一个中学生在写给第九中国军人营全体弟兄的信中说:
“每当听到军营的哨音,听到你们整齐有力的脚步声,我就觉着中国军队还没撤走,国军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为你们而骄傲,上海为你们而骄傲!我和同学们都暗暗发誓:日后一定要和你们一样,做个打鬼子的勇士!”
捧着这封信,林启明感动极了,他让费星沅读给弟兄们听,弟兄们也于感动之中受到了震撼……
嗣后,弟兄们的情绪和军人营周围民众的情绪,在相互影响中越来越热烈了。上操时,营区外的同胞们会大喊抗日口号,弟兄们会情不自禁跟着喊。夜晚,公寓楼上大胆的市民们不但向小红楼里扔糖果,香烟,有一回还扔了面国旗进来。
这情形持续了好久,到四月九日夜晚,酿出了事端。
这日,电喇叭里突然播出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不知是华东电台,还是大陆电台播的,说是国军集结精锐主力于徐州东北之台儿庄,一举歼灭入侵日军两万余人。弟兄们当即在小红楼和各自的帐篷里欢呼起来。营区外的公寓楼和四面的建筑物上,许多中国民众也挥着旗帜、帽子冲着营区欢呼。
林启明泪水直流,拉着勤务兵小豁子冲出屋门,在小红楼楼上楼下四处以茶代酒,和弟兄们碰杯祝捷。在二楼过道上,二连三排的一帮弟兄,还在排长豆大胡子的带领下,把他架起来,抛到了空中,急得小豁子又喊又叫,差点哭了。
在那激动人心的夜晚,《大上海不会降》的歌声又响了起来。开头只是几个女声的微弱齐唱,从方位和距离上判断,是从北面那公寓楼里传出的。后来,歌声越来越大,众多粗大的嗓门参加进去了,整个公寓楼变做了扩音箱。再后来,小红楼、帐篷里的弟兄们也都参加了祝捷的歌唱,营区内外爆飞着一片狂沸的声浪:
“大上海不会降!
大中华不会亡!
我们有抗敌的成城众志!
我们有精神的铁壁铜墙。
四万万国人四万万勇士,
一寸寸山河一寸寸战场。
雄踞东方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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