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归纳起来是这两种观点。
一是尽快举行游行聚会活动，一是后延游行聚会活动。
主张尽快举行游行活动的基本观点是：宜早不宜迟，趁着现在的人数较多，发起活动声势大，就可能威力大，于是效果就可能比较好。
主张延后举行聚会活动的基本观点是：留一些时间进行发动准备工作，把人心拢齐，让更多的人参与，声势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两种观点其实都没错，但都各有弊端。
第一种观点有趁热打铁先发制人的效果，但很容易因为准备不足而陷入仓促甚至流产，结果未必能够尽如人意。
第二种观点有冷静思考后发制人的效果，但很容易因为失去前边的热情而人数较少，表面的声势未必会大，结果也是未知。
对此，我的个人认为，倾向于后者，我希望能够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进行活动。
我的理由是：不可以打无准备之仗！我认为，充分准备了，最后输了，这是无悔的，或者是天意。天意灭我，我奈其何！如果不做准备仓促上阵，那就是自己的问题，怨不得天意了！
彭安民同意我的看法，觉得应该延后。
经过大家的激烈争论，最终还是少数服从多数选择了延后。
这时，歩科长忽然提议说：“提前或者延后的问题都是有道理的，但都是有弊端的。我建议呀，最好是等到《人民日报》那边有了消息，以此作为时间点，游行集会就多了一份无形的官方支持。这个时候再决定可能会更好。”
出乎意料的是，绝大多数人表示同意这个观点。
会议最后决定：先做好充分的发动动员工作，收拢人心，同时严格保密，然后在一周内看《人民日报》的消息决定游行集会的最后时间。
会议即将宣布结束时，一位来自贵州的代表（十人团成员）忽然提议说：“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行动是十分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次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不如给这次会议取个名字，以后也好纪念啊！”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但取个什么名字才有纪念意义呢？大家七嘴八舌终无结果。
这位贵州的代表说：“我对党史有一点点的研究，比如中国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就很有名，大家都很容易牢记这段革命历史。我们不妨也给我们的这次会议取个名，叫什么会议吧？好记。”
我想了一下说：“也不要搞的太复杂，既然大家都觉得有纪念的价值，这次会议又是在豫都宾馆开的，那我们就叫‘豫都会议’吧。”
大家都觉得可行，齐声鼓掌。
我连忙制止掌声，请大家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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