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后世的刘衍当然知道根据地的重要，眼下剿匪所得是可以养一些兵马，不过当有一外需疲惫时，养兵养饶钱粮就需要自己地盘人口带动了，所以自己土地的经营不能松懈，不论是晒盐场、肥皂工坊、酒坊，还是火器督造处、兵甲督造处，都要继续发展壮大，人口也是多多益善。
而就在刘衍一面派兵剿匪，一面开始收容灾民、流民的时候，随着王家庄各处人口的增长与名气的悄悄传扬，有一些商人找到了刘衍，希望能让他们在大盘堡和王家庄内开设店铺。
不现在大盘堡、王家庄堡内土地紧张，就算这些商人在堡内买地盖房可以让刘衍赚一些钱，刘衍也不稀罕。
对于明末的商人，刘衍一向是满怀戒心的！九边各镇许多商户都是建奴鞑子的细作，就算不是细作，也经常向他们通风报信，提供情报，万历末年的铁岭、开源、抚顺、辽阳等地陷落，就是坏在内贼的开门应和上。
刘衍可不希望这样的命运有一出现在自己王家庄内。
不过
有些商人贩卖的货物又是自己需要的，刘衍经过仔细的考虑后，决定实行审验制，建立商人市籍制度。
刘衍规定这些商人只许在大盘堡和王家庄外围修建店铺，沿着大道两侧买地设店，而且需要拿着自己的户贴向王家庄百户所申请市籍开业保证书，登记批准后，方才取得在堡外居住的权利。同时这些商人还要向刘衍交纳一定的租税，才准在城外建立商店，从事商业贩卖等经营业务。
这种商人市籍制度曾在明初实行，不过到了明中期、明后期后，这种市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
而且大明各地官商结合的现象非常普遍，可以官就是商，商就是官，特别是那些东林党人，更是如此。许多大商人都是官员家族子弟，在朝中甚至有他们的代言人，比如晋商，京商，徽商，就算各地的中等商人，也普遍与当地官吏乡绅有着密切的联系。
刘衍对此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此时时局崩坏的原因之一。况且大明的商税非常底，明初就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万历十年又有规定，铺行下三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所以明朝的商人负担是非常轻的，再加上官商结合，所以明末的商人势力高涨，嚣张非常，动不动就罢行罢市，以此要挟官府。
刘衍的事业虽然刚
刚起步，但是也要防患未来这样的事情出现，晋商之事更让刘衍心生警惕，那些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卖国求荣，其道德之败坏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所以刘衍要对商人们严格管理，每几个月定期审核，这事情就交给赵民去办了。赵民本就是书吏出身，又在王家庄百户所这么多年，对这些事情还是精通的。
此外随着这些商饶到来，也触动了刘衍的灵感，王家庄各处随着军户人口的增加，对各样的食盐、布匹、药品、茶叶、茶油等日用品需求还是多的，往日只有一些货郎担挑些针头线脑、染料剪勺等杂货到堡外贩卖，就算是王家庄内也只有万福油坊等一些店铺而已，远远不能满足军户们的需求。
刘衍打算在王家庄几里外开辟一个贸易集市，以后方圆的军户百姓，每逢一、四、七日等日子，都可挑些农副产品前来赶圩，自己堡内也正好购买一些有用的物质。
见刘衍对自己这样的态度，那些商人自然不满，来到王家庄的不可能是什么大商人，不过他们有能力买地设店，自然有一定的实力。这些商人大多是夏河寨前千户所各地的乡绅子弟或是大户人家出身，一向在灵山卫各地非常吃得开，却没想到在刘衍这里碰了钉子。
刘衍这样的态度，不可避免得罪了他们与他们身后的势力，不过他们怎么想，刘衍却不屑理会。
以现在刘衍手中的兵马实力，即便是面对灵山卫的一些上官，刘衍也有底气据理力争。
只是王家庄现在的人口与财富，却是一个很大的客源，这些商人们思前想后，还是得按照刘衍的法去做，老老实实的拿着户贴申请市籍开业，等待将来的登记批准。
处理完商贾的事情，各哨墩军也扫荡了王家庄境内和周边的贼寇，战果颇丰。
刘衍随即在王家庄百户官厅内摆下庆功宴，召集一众部下的庆贺一番，王芸禾也出席了宴会，一身马面裙很是秀丽，头发也挽成了妇饶盘发，一出场就引来众人一阵惊叹。
刘衍举杯相邀，众人尽兴畅饮，酒过三巡之后，许久没有露面的张耒提杯来到刘衍跟前，笑着道：“大人，属下敬你一杯。”
“呵呵，这段时间张总旗辛苦了，军屯的事情多亏你了。”
自从张耒被刘衍提拔为总旗官，并且任命为王家庄的屯田官之后，便日以继夜的待在军屯那边，带着大盘堡和周边火路墩的军户们忙于耕种，就连刘衍娶亲的时候，也没能回来，这段时间下来，张耒整个人都暴瘦了一大圈，人也晒得黑了不少。
张耒道：“此乃属下本份事，算不得辛苦。只是今日属下有事要，可能要扫大饶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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