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一早, 爱立就陪着铎匀到邮局里,买了四十一张邮票,俩人考虑到, 可能对方处境窘迫,连一张邮票都很难凑到, 索性就往每封信里,都塞了一张邮票。
还有一张单独的邮票, 贴在了寄给谢镜清的信上。
等把信寄出去, 樊铎匀又给姐姐的婆婆汇了一百块钱过去,这是姐姐在信里提前和他说好的,让他如果寄钱的话,就寄给她婆婆, 让她婆婆转交给谢镜清。
免得钱最后到不了当事人手上。
从邮局里出来,爱立望着头顶的阳光,忽然就想起来在青市的时候,和谢镜清见面的那一次, 轻声和铎匀道:“当时他佯装成京市工业局的同志, 来见我的时候, 看着还挺年轻,我当时还猜测, 他这个样子,再为国家工作一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断了腿,能不能活着离开京市,都是个问题。
生的时候,还可以谈论恨不恨的问题,现在这个人可能即将丧命, 爱立心里只剩下唏嘘了。
她没有提名,没有提姓的,可是樊铎匀一听就明白,她说的是谁,和她道:“他本来身体确实很好,他们那时候的医学生,都很讲究强健自己的体魄,不然值夜班或碰到大手术的时候,熬不下来。”
缓了一会,又补充道:“三叔底子在那里,稍微喘息一会儿,就能恢复过来。”
沈爱立忽然出声问道:“真的可以吗?一个断过腿的人,真得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一个坏了的心,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她的眼睛里有一丝茫然,其实从乍然听到谢镜清断腿的消息,这件事就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踞着,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谢镜清的遭遇,还是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而觉得惊诧和灰心。
一个在公共卫生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研究者,因为思想上的分歧,而被一群人活生生地打断了腿?
他所经历的刑罚,让沈爱立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茫然既是对事件本身,也是对这个时代。政治的狂热,难道就能泯灭一个人的善心和良心吗?这个疑问,早在刘葆樑和她师傅被押在批判台上的时候,就在她的脑子里闪现过,但是很快,一波又一波的高压和狂飙,将她的疑问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人在艰难的时代里人如何自保和生存?
樊铎匀温声道:“会的,他是谢家的儿子,他的哥哥是谢振,他的意志力理应像军人一样坚毅。”这话,樊铎匀不知道是说给爱立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谢家对他和姐姐一直多有关照,远的不说,就是前次他在海南出事,谢三叔不仅亲自去医院过问他的病情,还在他回汉城以后,给他寄了许多药材。
谢三叔落难,于情于理,他都该伸手帮忙。但是除了钱,他想不出来,自己还能做什么?
直到爱立说出了“写信”两个字。
这时候,重要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寄信这件事本身。
一周以后,这封信到了何姐手里,何姐给谢镜清送饭的时候,带了过来。一进病房门就笑吟吟地道:“镜清,今天有封你的信,你肯定猜不到是谁寄来的?”
这段时间,在医院里睡得安稳了点,谢镜清的精神也恢复了不少,笑着问道:“是芷兰吗?还是森哥?”
这是唯一知道把他的信,寄到何姐这里的人。
却见何姐摇头道:“都不是,是樊铎匀。”
谢镜清眼睛亮了一下,从何姐手里接过信,只见上面写着:“从姐姐处得知三叔的近况,内心十分忧急,望三叔打起精神,积极配合学习和纠正,有为难之处,尽可来信。”
落款人是“樊铎匀”。
谢镜清抹了一把眼泪,和何姐道:“铎匀仍喊我三叔,何姐,他还喊我‘三叔’呢!”
何姐也被他触动了情绪,眼含泪意地笑道:“镜清,你看,还是有好人的,你可得好好振作,早点好起来!这又是子侄,又是女婿呢!”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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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封信寄了出去,爱立就开始在数着日子,最远的在东北,可能要一周时间才能到。
国庆以后,她估摸着该有回信了,一早就去保卫部那边问有没有她的信,现在收发这块是小何在管的,看到她过来,就给查了下,果真捡拾出了一封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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