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张景义回到家里，吃过了饭收拾妥当了，把牛皮纸袋拿出来，里面有张县里开的军属证明，有五张大团结，还有一封信。
军属证明张景义是认得的，把信拿出来递给儿子。
刘照丰断断续续上了几年学了，字还是认了一些，连猜带懵的把信看了一遍，小声说：“妈，是大哥的信，说，他是干部，得响应国家的号召，说国家决定让咱们来从事农业生产，就应该服从安排努力工作，完成任务。说让我们安心的在这工作生活，他有空会来看我们，说，有事就给他写信。”
张景义把信拿过来看了一会儿，好像要从信上看出些什么，最后还是叹了口气，把信又装进牛皮纸袋里，塞进皮箱。钱她并不缺，再说这里有钱也没什么用，她需的是逃出去呀。
日子一天一天照常的过去，这件事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过去了，压在了张景义心底。
每天上工，去食堂打定量，给两个孩子洗涮缝补衣裳，等着分房子。
秋去冬来，时间到了61年。
好像形势更加严峻了，来回听小队上的人说闲话，好像哪里闹了饥慌，全国缺粮，粮食供应更严格了，饽饽缩减到一个人一个，菜也变少了，更多的时候就是土豆和白菜。
不少人家的孩子闲课的时候就去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回来，给家里增加一点儿吃的。
开春的榆树钱，杨树串儿，初夏的槐树花全成了抢手的好东西，一进秋天漫山遍野的全是人，远离村子几个山杠的沟里都有人去了，就为多掏一把什么回来吃一口。
听说别的村子有人家吃嫩树皮，但张景义没见过，她们娘仨饭量都不大，食堂的定量勉强能吃饱，再弄点儿山果野菜就差不多了。
秋收刚过，第一场雪还没下，大队部又敲起了锣，开大会了。
食堂解散了，以后社员干活的工分在秋收以后折钱或者折成粮食。
张景义是一天五分，按今年村里的收成勉强能折到一天四分三厘，一个月一块三毛钱。
以后物资也没了，都要到供销合作社去买，队里会按人头户口定期发放各种物资票，做为购买物资的凭证。
大队宣布公社恢复家庭自留地，按人头算，由各小队具体划分，自留地里种的东西算是个人的私产，但不能因为自留地响生产队的生产任务。
各家也可以养鸡鸭猪羊这些，但不能买卖，蛋和肉都要由供销社统一收购，顶生产任务，社员们管这叫上任务。
最后一项，每天按工分考核，会根据每个人的生产情况对基本工公分进行增减，干的好的增，干不好的完不成任务的减，年底一起核算。
没有人意识到，社员的收入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完全的把控在了队长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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