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有两个好处：
第一，能做海贸生意的，一般都是大户人家，向他们收税即便官吏盘剥了一点，也不会伤筋动骨；
第二，让国内成为一个统一市场，即商品出境、入境只在海关缴纳一次税收，而不必在路上过个关就要交个税。处处都有税卡，这是王朝末年之象，而且还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各省之间像是两个国家。
这就叫简化。
至于那些只在境内做生意的商户，他们面临的是住税。
这部分税收收取的理想状态你是赚钱我收税，赚得多收的多，赔钱就免税。
但朝廷并没有办法获取全国数以万计的企业的年营业额和年利润这样的信息，就算下死命令让所有企业自己报税，也还是会有大量的人不报利润或者少报利润。
所以真要做到难度很大，甚至在现有条件下根本没办法做到，倘若按照利润来收，结果就是住税连年降低。
所以住税的收取制度被朱厚照在整体上保留，即宋代、明代初期怎么收的，那就怎么收。只不过是对细节不断完善，比如规定了收税的时间和次数，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商户打扰。
但只要收税，要想让税官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大明每个县都配有两名税官，就是为了住税的收取。
总的来说，商税制度不完美，但已经是极力而为。
其实两宋时商税收入极高，无非也就是设卡收税和摆摊收税，单次税率虽然不高，但是收税的对象涵盖范围很广，相当于单次收的少，但是收的地方多。
至少现在的大明没有税卡林立的情况。
至于盐税、茶税，这不必多说，现如今它已成为商税中仅次于海关税的税种。
只不过盐税成长有限，因为盐的消耗本身就是刚需，原来就多，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到正德三十五年，盐税已经连续几年稳定在1.4亿到1.6亿之间。
与此相比，海关税增长明显，最初的时候按银两折算是四百多万，约合四千万银元，但到正德三十五年，海关税已成长到4.8亿元，甚至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了。
住税则相对较低，因为朱厚照比较小心，他不倾向于向小商小贩收取过多的杂税，基本上维持在2亿元上下。
这样，商税在整体上可以达到每年8-9亿元。
而农业赋税则在不断减免，自正德二十二年以来，已连续十几年维持在三十税一的比例，这个税比在历朝历代都是最低的之一。
特殊时期确实没办法比，比如汉文帝宣布过全国免除农业税。
现在大明之所以在农业方面如此‘阔绰’，除了商税兴起，另外一个原因大片的海外耕地。
大明在这里施行的根本不是低税比这个策略，比如在吕宋、爪哇、安南等，这些地方全都是国有企业和民间大商人大片大片购买土地，然后进行商业耕种，整体规模已经突破了一亿亩。
商业耕种，这就是商业行为，不是农民，那么税比就提高了，好点的地方是八税一，更厉害的地方是五税一，这基本就是苏松地区的税比了。
在这里种地不至于活不下去，但肯定活得惨。
至于要是太高了不赚钱怎么办……这个不必替商人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使用奴隶并不犯法。
所以农业税大致上也基本上能追得上商业税，每年的岁入也在6-8亿元左右。
这样来算，大明的岁入仅此两项就在14亿到17亿之间，正德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都是如此。
不过这并不是国家岁入的全部，甚至不是最大的那一块收入。
真正的大头是三家官营的贸易公司，分别为主导瓷器和丝绸的南洋公司、主导精盐和雪糖的东方神韵公司以及主导香料贸易的远途公司。
这三家公司拿着西方世界热眼的商品在他们眼前晃荡，像是黑洞一样吸引世界上得黄金和白银迅速流入大明。
在现在载这个户部管事人的眼中，大明不仅是一改过去千年的白银荒，反倒是进入了一种白银过剩的局面。
而且在新大陆上有超级银矿的消息他们也知道，既然可以挖，为什么还要用商品换？哪怕是去抢也没关系，反正那些西洋人行径如海盗，你不抢他们，他们都要来抢你。
要不是打了几场海战，他们还不这么老实呢。
所以在三年前，在睿亲王的推动下大明开始调整海贸的贸易模式，不再单纯的只收白银，而是需要另外一种形式的财富，真正的财富。
比如说粮食、美酒、奴隶，甚至是某项技术，当然，黄金也是可以的。
这些东西大明的商人买来以后才有价值。
就在京师边上的天津卫港，大明开辟了一个新的市舶司，在这里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的粮食登岸，也不一定只是大米和面粉了，包括玉米、土豆这类作物都已经作为商品流入。
粮食不会浪费的，因为人吃不下可以给动物吃。
商人是能发现这里的商机的，这些低价而来的粮食卖不出高价，他们就改变方法进行饲养，鸡鸭、猪羊的养殖规模全都起来了。
而肉，往外卖的价格可就高了。
这三家公司不属于户部管辖，所以载对它们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皇帝还是公事归公事，会下令三家公司每年向国库上缴利税。
而其规模，已经好几年没有低于10亿了。
国家是好的形势，载这个户部尚书当得就很难不称职，在他接手之时，国家每年的岁入在22亿元上下，几年以后得现在已经达到26亿元。
与此同时，开销却是可控的。
在原来的历史中，大明的开销主要是三块，第一是宗藩俸禄，第二是军饷，第三是官俸。
宗藩俸禄现在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官俸几经提升，至今也就在5亿元左右。在原本的正德年间，有人统计文官大约为2万4千名，武官有10万名。这比洪武年间的不到3万人实在是增长太多太多，尤其是有几个皇帝大肆授官，现在的朱厚照对冗官现象是一直在治理的，不说像洪武年那样精简，但维持在5-6万人还是可以的。
这样官员的平均年俸就在一万元左右，这是完全够花的。
但剩下的也不能都拿去当军饷。
实际上支出还和以前有一点不一样，在弘治以前，大明是地方政府顾自己的。
因为最初缴纳实物税，不便于运输，所以地方上缴之前就留了本级政府的花销，因而明朝国库总是看起来很拮据。
但是朱厚照改革税法以后，全部上缴货币，甚至银行的发展可以让地方税务直接就地存钱。
那么这个钱就不能让地方留了，而应该全部收归中央，然后由中央统一按需拨钱。
这也是皇权收归中央的一个体现，毕竟各级地方政府要开展工作都需要申请资金，那控制起来当然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在开支中，要加入地方政府的预算，这可是不少，小地方几千万，大地方上亿，几十个地方加起来么也是10亿的数量级。
剩余的约10亿岁入才能花在军饷上，当然其实也不是全部，这几年都在8亿元上下。毕竟还会有些重大工程需要投资。
而因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明显，所以这8亿元可不能算是原先的8千万两银子，这么庞大的军费实在夸张，具体的计算是没有标准的，只能用十三年前的一些商品物价进行类比，其实大约也就两千万两左右。
不过即便如此，现在的大明也绝对谈不上国库空虚。
载这个户部尚书其实没那么难当，只不过是他自我加压，不止如此，他沉下心思去研究还发现现行税制当中的许多问题，以及他比较在意的那个哪怕皇帝三令五申，但仍然愈演愈裂的奢靡之风。
说起来，他自己所著的那部税法法典当中，其他的他倒还不是特别在意。
只是这些年来商业兴盛，商人聚集了太多太多的财富，而他们所承担税收与种地的农民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一点实在是不合理。
包括关延卿和田振古也都是这个想法，所以他们在仔细打磨这部法典的时候一直比较看重这一块。
载倒还轻松笑着说：“若是这本新的税法得了父皇准允，那天下商人可是要恨死本王了呢。”
“商人乱政，便是取死之道，这一点就是到了皇上面前，王爷也立得住。”
不错，这就是他们相对轻松的缘由。
关延卿总结说：“既如此，那法典之事便这样定了。另外便是马上要报给皇上的正德三十四年的岁入，一共是二十六亿三千四百万，正德三十五年的预算也好了，为二十四亿八千万，请王爷过目。”
“好，咱们议议。”
“是。”
他们两位喜欢这种氛围，朝堂乱也好，不乱也好，他们在做着这些实际的事情就感觉没有荒废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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