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每年秋冬都会在城西架设浮桥，方便与北岸樊城（邓城）的车马陆路往来，汛季汉水大涨时或者有大宗物资需要直接运往上游的金州、汉水等地，浮桥就都会拆除掉。
不过，绍隆八年年底，除了襄阳城西卧龙集渡口照旧例架设起一座浮桥外，襄阳府衙又征募辎兵民伕在城东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架设了一座浮桥。
汉水自西往东流入襄阳府境内，但在襄阳城的东北，近乎是拐了一个直角大弯，流向折转南下，往郢州、复州境内而去。
自北而南的唐白河在流经整个南阳盆地之后，也差不多是在这个直角大拐弯的顶角处流入汉水。
千百年来，汉水及唐白河上游数以亿计的泥沙冲积而下，在这处大湾里沉积形成一座南北绵延近二十里、东西宽十一二里的江心大沙洲。
先秦时有人在沙洲的边缘用土石横截水流，留下几道缺口，以竹木所制的鱼篓放置在缺口后捕捞鱼获——古时这种捕鱼方式名为鱼梁，于是这座沙洲千百年来被人们称之为鱼梁洲。
襄阳城东有一大片泥沙冲积形成的滩地，鱼梁洲与之隔江相望，乃是鱼梁坪。
鱼梁洲东面，迫近汉水东岸的鹿门山，乃大洪山余脉，亦是汉水东岸郢州北上南阳的门户之地——鱼梁州南侧的石滩地，因为地脉与鹿门山相接，又名鹿门滩。
鱼梁洲将转折南下的汉水一分为二，东水道乃是通往唐白河口的主航道，西道乃是通往襄阳城北津渡的主航道。
京襄工造日益繁盛，鱼梁洲东水道也是越发的舟楫如林，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艘商船途经于此，将云阳、泌阳等地所产的铁器、棉纱、棉毛织品、木材、茶药等商货运往荆湖、江淮等地，甚至途经杭州、扬州、润州出海，远销海外藩国。
在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的东水道之上架设浮桥，虽然说没有完全将汉水水道完全封闭起来，航船还可以通过西水道前往唐白河水道，但对日益繁盛的船运也有所妨碍。
世人正疑惑间，等绍隆九年的年节过后，府衙又征募上万辎兵、民伕在鱼梁洲浮桥南北两侧筑起大堤——从鱼梁坪东滩开采卵石，用竹编大篓承之，沉入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的水道之中截断水流。
这时候世人才恍惚大悟，襄阳府衙这是要在渔梁洲与鹿门山之间建造大铁桥。
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的东水道宽一百五十丈，此时京襄工造再强，也绝没有能力直接建造横跨一百五十丈的超级铁桥。
修建渔梁洲大铁桥，就需要先在渔梁洲与鹿门山之间的水道上下游修筑大堤，将水排空后在河床上建造三十组超大型桥墩，然后将一段段拱形桥梁架设到这些桥墩之上，连接渔梁洲与东岸鹿门山的陆地。
又由于鱼梁洲与鱼梁坪之间的水道更为开阔，宽逾四百丈，同时还承接汛季猛烈的洪水冲击，短期内不适宜建造超大型铁桥，到时候会用固定的浮桥连接鱼梁洲与鱼梁坪两岸。
在这一系列的工程完成之后，除了汉水东西两岸有固定桥梁连接外，舟船又可以从铁桥拱洞间通过，不会中断航运，才可以说是初步打通襄阳的水陆交通瓶颈。
即便是取了一些巧，鱼梁洲大铁桥不要说十多年前想都不敢想，放在当下也是超乎绝大多数世人想象的超级大工程——虽说京襄这些年也积累了不少铁铸修造的经验，但以往所造铁桥，最宽也不足鱼梁洲大铁桥的三分之一。
之所以将襄阳大桥建在汉水转折南下的鱼梁洲与鹿门山之间，除了借助江心鱼梁洲大幅缩减铁桥的建造体量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原因，就是鱼梁洲东西两侧的水道，汛季时东水道受水流冲击最弱。
鱼梁洲大铁桥，乃是泌襄大道衔接襄阳城的要冲，择址于此，也方便泌襄大道将来沿着汉水东岸往南延伸。
此时进入修造阶段的泌襄大道，乃是徐怀构想中南北主干道的一部分，未来需要继续往北、往南延伸。
泌襄大道北延线，经方城延伸至叶县的砂石路已经同时开工建造，后续还将贯接襄城、许昌、长葛、新郑，延伸到郑州治管城。
泌襄大道南延线，则是经鹿门山往南，沿着汉水东岸，往郢州、复州、鄂州境内延伸，直抵长江之滨。
唯有做到这一步，这条大道才算是初步将帝国的南北部贯接起来。
襄阳老城位于砚山（荆山余脉）与汉水之间，地形狭仄；文横岳主政期间，又在旧城以西，于隆中山北麓与汉水之间拓建新城。
整个襄阳城加起来，东西长逾九里，南北约有四里纵深，放在以往可以说是一座大城，作为帝都所在，显然还是太狭仄了。
而襄阳城南面受阻于砚山、隆中山、柳子山，北面受阻于汉水，没有拓展的空间，同时襄阳城与更为广阔的南阳盆地以及荆湖北路的随郢安黄等州，被汉水阻隔——哪怕鱼梁洲大铁桥建成之后，也是远远不能满足作为帝都的陆路交通需求。
司空府规划襄阳新城时，主要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将北岸的樊城并入襄阳，一是在汉水东岸、鹿门山以北的枣阳县南部地区择地建城。
司空府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将未来帝都的新城，建在汉水、唐白河以东、鹿门山以北的开阔地带，这样除了泌襄大道作为贯穿帝国南北的主干道能尽可能拉直外，还能节省在唐白河下游建造一座超大型铁桥的巨量投入。
唐白河作为云阳、泌阳南下襄阳的主要航道，不想中断航运，又要保障陆路通畅，就必须建造大型铁桥，而其他相对次要的河道，短时间内则可以架设浮桥，节省建造成本。
当然了，收复汴梁之后，朝中立即就有很多还都的声音。
现在要在汉水东岸，为帝都建造一座新城，很显然消息走漏出去，注定会引起一片哗然。
因此，徐怀与史轸、韩圭等人商议，决定新城的事目前只做不说。
现在也不可能直接上手就建新城，除了鱼梁洲铁桥以及泌襄大道南延线等大型工造外，前期会在汉水以东建造京襄最大规模的商货中转码头及储运地。
同时还会在鹿门山以北建造选锋军第三镇驻营及训练地，先将汉水以东、鹿门山以北十数里方圆的建设土地都圈占过来。
后续还会将司空府、襄阳学舍以及平凉郡王府等建在东岸。
至少要铺垫三五年，等东岸建设稍微有些规模之后，又或者说司空府进一步掌握朝野局势，等满朝文武都在襄阳扎根安定下来之后，再正式抛出帝都新城的建设方案不迟。
当然了，推动一系列超大型工造建设，朝野也有很多劳民伤财的批评。
不过，为了避免过度消耗民力，徐怀推动大规模工造上马，从来都是采用征募相结合的方式，从来都没有以强征徭役的方式，强行驱使民众做无偿的重体力劳役——对战俘的奴役除外，即便是战俘，在完成一定年限的苦役劳作之后，也会恢复庶民的身份。
专门征募从事工造的工辎兵，哪怕发放的饷钱再微薄，也会保证略高于同期的耕种收入。
然而这一切，都依赖于司空府日益强力的财政收入进行支撑。
徐怀以司空府掌控朝政之后，并没有大幅提高江东、江西、荆南、荆北以及浙东的税赋，五路度支使司每年所纳租赋钱粮，大体保持在第二次淮南会战期间的水平上。
汴梁失陷以来，中枢岁入也主要依赖于这五路所上缴的钱粮租赋。
包括铁盐茶布等商货的榷税在内，五路一年差不多每年能为中枢提供近三千万贯的岁入。
除了江东、江西等五路之外，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以及福建路地处荒僻，人丁稀少，每年所纳钱粮有限，天宣年间以前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
汴梁失陷后，建继帝在襄阳登基，这三路每年所纳钱粮也仅有两百余万贯。
司空府此时对这三路也是鞭长莫及，徐怀也没有想着去开拓这三路的税源。
西蜀路的赋税，主要供应东川路、西秦路的战事；浙西路此时基本为葛氏割据，而淮东路的租赋钱粮，目前也是由韩时良其部自征自支。
中枢目前每年从南部诸路征纳三千两百万贯钱粮，要比汴梁失陷之前高得多。
不过，随着洞荆匪事的剿灭，南方诸州县的治安状况日益得到改善。
各地的主政官员或主动或被动，近年来也采取诸多清田平赋、打压豪强、开垦荒地、安置流民、扩大税源等措施。
这不仅使地方所能截留的税收开始有所恢复；各地民生相比前些年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又由于宿卫禁军裁撤之后没有新设，再加上内廷开销大幅缩减，目前中枢度支主要用于朝堂上诸部院司数千文武官吏的俸禄及各种公帑钱，每年总的开销缩减到八百万贯。
在绍隆六年以前，仅内廷养着五六千名内侍宫女，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开销，一年就要花掉七八百万贯；虽说这相比较天宣年间的内廷开销，已经是大为节省了。
扣除中枢每年八百万贯的度支，诸路每年上缴中枢还有两千四百万贯租赋钱粮可以开销，则直接掌握在以史轸为首的五路度支使司手里，也基本上能覆盖掉靖胜、宣武、天雄、骁胜、选锋五军总计十五万战兵、五万诸路州府轮戍兵马以及各条防线上总计十五万守兵的军饷、兵甲装备、营舍防垒军寨建设等军资开销。
就整体而言，军资开销相比较绍隆六年以前并没有多大幅度的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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