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过来，当然有所准备。带了些干粮，还有小菜，也带了二十多块钱。
当下拿出钱来，让知青们去村里的合作社买了酒和花生，再加上姚远带来的小菜，大家男男女女都凑到一间屋里，在炕上坐着，炕席就当了饭桌，吃喝一顿。
姚远不喝酒，这些二十来岁的知青们却个个酒量不俗，当晚基本都喝的酩酊大醉，吐的吐，骂街的骂街，哭的哭，折腾到半夜，才一个接一个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姚远就去了公社，把自己带来的所有证明和材料都交了上去。
可是，姚远万万没有想到，抗抗的回城手续，竟然会卡在公社里。
公社的办事员收了那些材料，让他下午上班过来拿回执。下午过来，那个办事员却变了口风，说抗抗的诊断证明不合要求，必须是市医院的证明才可以。
姚远就争辩说:“我问过了，诊断证明是市级医院就可以。我们矿机医院是省里确定的市级医院，怎么就不可以呢？”
那个办事员就生硬地说:“这个我不知道，我们领导就是这样说的。她真要有病，再去市医院看一下，开个证明不就完了？”
姚远解释说:“我们再去市医院看病，还是要花钱的，花不起呀。再说市医院离我们太远，姜抗抗病的很厉害，实在是去不了。同志你就宽容宽容吧？”
办事员说:“这个你别跟我说，我只管办事。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
姚远就问:“那我找谁说啊？”
办事员就不耐烦说:“这个我管不着，赶紧走吧，别耽误我办公。”
姚远愣是让人家给赶了出来。
那个时代，出差住旅馆，都需要单位介绍信的。没有介绍信，你就是有钱旅馆也不敢收你。
眼看着天色将晚，公社这里姚远没有地方住，只好又回到那个知青点去。
知青队长听姚远说了经过，就怀疑是那个看上姜抗抗的领导从中作梗。因为这些年每年都有知青因为疾病返城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姚远说的这个情况，必须有市医院的证明。
姚远也怀疑是那个领导的事。可是，人家是领导，人家卡着你，你也没有任何办法。
知青队长就叹息一声说:“你在这里住一晚，明天就回去吧。这事就先放一放，等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你再过来办吧？先让抗抗好好养病。”
可是，办不了手续调不回去，抗抗就没有口粮，而且，养好了病，还是要回来插队。养病这段时间，也不会有任何收入。
最关键的，还是抗抗早晚要回来，他为此做的这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这个晚上，姚远没有心思陪着知青们说话，早早地躺下睡了。其实，他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半夜的时候，他悄悄起来，把知青队长给叫到外面院子里，塞给他一包大前门。
姚远不抽烟，让知青队长抽着烟，帮着他想想，公社里有没有部队上下来的干部？
知青队长烟瘾挺大，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大前门，想了许久，也说了几个，都是当兵回来的，可职务不高，恐怕也不敢得罪那位起关键作用的领导。
就在姚远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知青队长说:“县里有位副县长，是个老军人，参加过抗战的。原先是县一把手，后来变成副县长了。”
姚远终于看到一线希望。
姚大厦的养父，过去就是在这一带打游击，最后加入正规部队，成为师长的。而他的部队，一直就在这一带驻扎。说不定那位副县长，就能认得姚大厦的父亲。
这也仅仅就是一个猜测，希望渺茫。可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去试一试了。
第二天，他就去了县城，直接去县政府，找那位副县长。
县政府门口有看门的，自然就会问他找谁？他就说找马县长。
他说了姚大厦父亲的名字和在部队时的职务，以及过去的部队番号，然后说:“我是他儿子。你跟马县长说，他要是认得我爸爸，就是我没找错人。他要是不认识，就是重名重姓了。”
一个过去师长的儿子来找马县长，看门的还真不敢不去说，就去了里面的办公室。
好一会儿，看门的都没出来。姚远站在大门口，来回地踱步，心里跟揣了兔子一般。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啊！
终于，远远地看见看门的从三层办公楼的大门里出来。他就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门人，试图从他的脸上，看出些什么来。
其实，这时候，他已经紧张地无力走路，只能那样站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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