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眼下基督教在大明的传教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期，这对高进来说自然是个极好的机会，所以他准许了曾德昭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传教，但是教义需得经过他的审核。
曾德昭并不是传教士里的激进派，反倒是继承了利玛窦的衣钵，在传教这件事情讲究本土化，所以他对于高进要求审核教义的命令并不抵触，要知道他的前辈利玛窦最初来大明的时候，可是直接把教会说成是佛教。
当时利玛窦奉起草以教宗名义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就称教宗西师都五世乃居住在“天竺国”的“都僧皇”，因期盼能传“正教”，“推广慈悲，普济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出扬教，并派“德行颇优，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华，希望大明朝廷能对此四僧“给有札牒，沿途迎送，以华其行”。
只不过后来利玛窦发现他们扮成洋和尚也并不得到大明士大夫们的待见后，便改换了策略，做了儒士打扮，研究儒学，后来干脆把儒学引入教义，又化用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上帝之命来称呼Deus（天主教教义中的永恒、全能和唯一的神），最后还引发了传教士内部的分裂。
从曾德昭那里了解到利玛窦派系传教士的原则后，高进自然不介意这些为了传教愿意接受把基督教的教义中国化的传教士引入麾下，反正后世他可是见过道士和尚阿訇神父一齐礼赞红旗的场面，有的是手段调教这些传教士，如今他都捧起了青龙寺的智深大师，也不介意在捧出位教皇来，和梵蒂冈争一争正统，老子都能西域化胡为佛，焉知那Deus就不是昊天上帝的化身。
“大都护，我已经联系了十七位教友，他们都愿意去您的领地为您效劳。”
曾德昭沉声说道，他如今是朔方都护府的录事，当然熟悉大明制度的他知道，这是大都护对自己幕府的官职设定，并不为朝廷所承认，可是就他在陕西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朔方军的观察，在他看来大都护很有可能会成立属于他自己的公国。
“十七人吗！”
高进沉吟了下，十七人不算多，不过他也知道，基督教在大明传教的大本营在澳门，花了最多心思和精力的是江南地区，在南京教案后，这京师里曾德昭还能联系到十七个传教士，已经算是不错了。
“可有我大明的信教士人愿去我朔方军效力的。”
除了这些传教士外，高进看向曾德昭，说起来也是可悲，徐霞客为他推荐的那些泰州学派的读书人，确实比这年头走正经科举的读书人要强些，可并不能立即转化为高进所需的人才，毕竟儒家的学问说破天都是所谓的仁义道德，空洞无物，真正能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是被打入异端，成为杂学的百家学问。
反倒是信教的士人，大都是会数学和科学知识的，是高进所需要的技术官僚，这信教与否居然起到了筛选器的作用。
这时候在信教的士人里，最出名的莫过于徐光启和李之藻，两人一个是河南道御史、一个是南京太仆寺少卿，自然不可能弃了官职跑朔方军，高进也没那么大的脸面，高进想招揽的只是那些没有功名的信教士子。
“有是有几位，只是人不多。”
曾德昭颇有些踯躅道，他在朔方军是领俸禄的，这回他在京师招募教友，大都护也是给足了银钱，结果这差事办得不尽如人意，叫他很是羞愧。
“有就行了。”
高进倒没有苛责曾德昭，大明朝文贵武贱的病态价值观已经深入骨髓，说实话就算没有鞑子入关，大明迟早也是要完蛋的。
曾德昭办事情还是很利落的，他一共招揽了传教士和信教士人二十三人全都在朔方军大营外侯着，得了高进的同意后，他便立马安排这些人去他所在的营帐住下了。
到了晚间的时候，高进和这些人见了面，那十七个传教士在见识过了朔方军的训练后，原本就极为高涨的情绪越发热忱起来，他们觉得曾德昭确实找到了能帮助传教的君主，至少在他们看来，这位大都护所拥有的军队远比大明皇帝拥有的军队要强大的多。
倒是那五个信教的士子，是以一种审慎和好奇的态度观察着高进，五人里领头的孙元化，是唯一有举人功名在身的正经士人，他是嘉定县人，举人功名放在北方或许稀奇，可是在江南，尤其是苏州这种秀才多如狗的地方，举人也没什么稀奇的，而他又醉心西学，考了两次进士未果后，便索性来京师继续追随老师徐光启学习西学。
高进的恶名在外，是士林清议里飞扬跋扈，别有用心的武夫，他在陕西时曾把举人剥了衣服吊在城门上鞭打更是成了读书人口诛笔伐的恶行，更不用说几天前他手下军汉又把兵部的吏员毒打了顿。
孙元化之所以会跟着曾德昭过来，只是因为他不像大多数读书人那样偏听偏信，他更加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他去年曾跟着老师募兵，为朝廷训练新军，深知兵部的那些陋习弊端，更何况朔方军接管京营后巡视京师，未有扰民之举。
高进也没有和孙元化五人有太多接触，他没心思搞礼贤下士那套玩意，朔方治下制度规矩已成，再给他几年时间积蓄物资粮草，朔方军便能以碾压之势夺取天下。
对于高进的清冷姿态，孙元化也不在意，毕竟这位大都护在传闻里就似乎不怎么重视读书人，就连他们也只是因为精通西学，才得以被曾神甫所招揽，他有的是时间替老师观察这位朔方大都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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