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去七年的税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勋贵、官僚,还是地主商贾,都一直处在妥协的地位。</P>
朝廷进一步,他们挡一下,挡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复,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团退至妥协的底线。</P>
那几乎是一种“社会意识”,由大汉勋贵、官僚、地主阶级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皇帝要进行改革,朝廷要改变税制,他们阻止不了,也没想着完全阻止,否则就太小觑当前帝国体制对于皇帝权威的加成,但同样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说了算了。</P>
在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与新政的拉扯对抗中,那份“底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以土地作为税制标准,以土地数量区分税额等级,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愿意曝光多少土地,将之“分”给族民、扈从、佃户,又愿意把多少土地登记在官府的籍册上,却得有个讨论的空间。</P>
而朝廷若想着全贪全占,让大伙把家底都露出来,那就触及大伙的“底线”了,也必然引发反抗。当然,在进行试点改革的时候,有不少地方都做的那一点,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彻底把权贵、地主“打倒”,“压服”,就这,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混乱。</P>
朝廷可以在一县,一州,甚至一道,做到土地的全面丈量,但绝不可能铺开到全国范围内,那根本做不到,毕竟,改革也不能把帝国的根基给掘了,革命也不是革自己的命。</P>
事实上,当初选择京畿、河南作为试点,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就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选择,无他,阻力太大了。想着就在眼皮子底下好把控,想着从硬骨头开啃,结果证明想多了。</P>
早在世祖皇帝驾崩之前,各地对于税改的反击就已经开始了,当然,也是怕世祖皇帝发飙,掀桌子杀人,还算克制。</P>
但在那三两年,各种因为税改产生的问题,如纸片一般飞向京城,呈到政事堂诸相案头,甚至进入皇帝与太子的视野。</P>
虽然针对性很强,但人家也不是无的放矢,往往言之有物,确有其事,但争议归争议,反对归反对,整体上还算在“规则”之内。</P>
但自世祖皇帝驾崩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更准确得来说,是在刘旸登基后的半年里,情况变了,上上下下,自内而外,矛盾升级,冲突加剧。</P>
地方上,屡屡传出因为对土地清丈结果不满,导致的骚乱,民与民之间,村与村之间。在税制内容上,山地、丘陵问题,肥田、瘠田问题,水田、旱田问题,凡此种种,都引发民间的冲突与骚乱,各地官府也是头疼不已。</P>
同时,官吏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囫囵吞枣,敷衍了事;前任一个做法,继任者又一个做法;地方官僚对税改大权的争夺;改职吏与地方官僚借税改名义,对政敌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P>
当然,一些改革派、税改官本身无能甚至贪婪不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并且被人抓住痛脚,狠狠攻讦。</P>
还有一些人,从改革派变成中间派,从锐意进取,变得蹉跎懈怠,乃至直接跳反,投入保守派的阵营,开始以丰富的改制经验去反对改制,攻击那些失误、缺陷之处。更有甚者,被地方上的势力拉下水,不只在改革上松手放纵,还沆瀣一气,欺瞒朝廷。</P>
而地方上的势力,也开始卷土重来,很多分到地的新自耕农,不只要还主家的“借贷”,还要缴纳新制下的正税。有些猖獗的地方,甚至直接照着原本的主佃分成来算,也就意味着,这部分新自耕农们,不只在实际上保留着原本的佃户身份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向朝廷缴纳一部分正税,这就是新税制带来的改变。</P>
很多底层百姓,做佃户时,还能勉强度日,成为自耕农后,有了自己名义上的土地,日子反而更加清苦了。</P>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引发不满,甚至怨愤,而这一部分民怨,在有心人的引导下,自然指向朝廷,指向那些税改官吏,指向新税制。</P>
再多些压迫的动作,再多一些挑唆,骚乱就产生了。到雍熙元年七月之前,半年多的时间内,河东、关内、剑南、两淮、三江诸道,发生了上百次民乱。</P>
尤其是江西道下属的丰城县,竟然发生上千乱民冲击县城,打破衙门,杀害官吏,形同造反。虽然迅速被镇压了,但影响极其恶劣,这可不是边远地区的蛮族少民作乱,而是汉人。上一次,还得是榆林之乱中的袁氏兄弟.....</P>
而这些乱象,伴随着各种声音,层层上报,有如万千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声势滔天,直指新税制。而在皇帝最新收到的十几分奏章中,已经有人建言,该废除新弊制,恢复旧制,还天下以安宁了!</P>
虽然只是开个头,但皇帝刘旸,已然能感受到一道轻薄奏章背后,紧随而来的涛涛声浪,汹涌舆情,他即将面对的或许也是铺天盖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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