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的背景，徐铁成对令其他军政大佬胆寒的情报处处长段逸农不买账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不过呢，徐铁成对情报处、对段逸农不买账，却并不是恃宠而骄，而是起源于他与段逸农之间的一段公案。
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也就是1933年6月，在徐铁成还在领袖常校长身边担任侍从室侍卫长的时候，段逸农征得领袖常校长同意，在侍从室下面成立了一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每个班都是15个人，30人均由情报处抽调，专事“护卫领袖安全”的工作。
段逸农搞的侦察、警卫两个班，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双重领导”，在业务上，服从于侍卫长徐铁成的指挥。但在编制上，人员仍隶属于情报处，工资也从情报处领，只是从侍从室领点津贴、补助、服装费什么的，基本上相当于段逸农给侍从室义务打工。
但是在段逸农来说，当然不会干赔本的买卖，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保卫领袖常校长的安全，本就是情报处处的职责；第二，侍从室位置重要，在常校长身边安上自己的人，随时报告消息，心里踏实。
因此，段逸农不但白干活，而且精英尽出，派去的基本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和“浙警”正科毕业、又经杭训班训练出来的精锐，也就是林江北的师兄了。
与此同时，段逸农征得徐铁成的同意，还从特务处推荐了三个军校同学作为正式的“侍卫官”。这三个侍卫官与侦察班、警卫班一起，成了常校长内外围都有警卫的生力军，这样段逸农不但达成了护卫常校长的夙愿，又有忠贞有为的干部，日夜随侍保护常校长之安全。”
这样一来，段逸农是合适了，但从派过去那些侦察班和警卫班的人员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
侍从室是一个很大的机构，负责的工作很多，其中专事安全的这一部分人，就叫做“侍卫官”。由于侦察班和警卫班是在侍从室的“体制外”运行的，因此在侍从室的花名册当中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侍卫官”的名义，更谈不上军衔、职务等等。薪酬也不一样，正式的侍卫官，工资比侦察班和警卫班的人员多两倍。
人事管理是有其规律的，无论什么时代，任何一个单位，如果其内部的人员身份和待遇不同，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何况是“护卫领袖”这么大的事，大家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身份却不同，待遇也不同，工资收入还差了一大块，搁谁也得有想法。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侦察班和警卫班等人给徐铁成留下的印象不错，于是徐铁成打算把这批干部据为己有。同时，应该说这也是解决“体制”不顺的一种措施。
经徐铁成与侍从室的德国顾问司脱乃斯商议，拿出了一份“收编”计划：
第一，在体制上，把侦查、警卫两个班全部纳入侍从室的正式编制，等于是说这30个人从此跟情报处没有关系了；
第二，在待遇上，两个班的人员一律授以军衔，其中，侦查班的全体人员，不论军校还是警校毕业，也不论期别、年功，一律授以上尉军衔，称“侍卫官”；警卫班人员，由于承担的任务相对比较单一，则授予少尉军衔，称为“特务员”。
事先，徐铁成给段逸农发电告知此事，只要他同意，即可“呈报常委员长核办”。
对于侦察、警卫两个班的成员来说，这份“收编”计划一旦实现，他们就可以“摇身一变”，以“国民革命军”军官的面目出现，当然好了，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好事。
可是谁曾想正在这个当口上，段逸农安排在侦察班书记做出了一件谁也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密报段逸农，称：“侦、警两班是处座苦心训练的精华，如被他人吸收，将对团体影响甚大，请考虑婉拒之。”
段逸农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电覆宣侍卫长予以婉拒”。
徐铁成本是好意，想让这些特务上上档次，结果侦察班的书记这样一来，这点“意思”全变成了“不好意思”，心想段逸农的手下，一个个的怎么都这样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偏巧此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段逸农保荐的两名侍卫官“因看不惯侍卫室同仁的所作所为”，给领袖常校长写了一封告状信，结果这封告状信落到了徐铁成的手中。
两件事合在一块，徐铁成大怒，当即把段逸农找来大发脾气。
段逸农身为情报处处长虽然深得常校长的信任，但是在被常校长当成亲子侄看待徐铁成面前却不够看，加上徐铁成又是黄埔一期出身，算起来是段逸农的军校学长，因此说话毫不客气：“我提拔你的人，你不肯；你推荐进来的人又专打小报告，原来你的人不是来护卫领袖，而是来打我们小报告的。”
最后的结果段逸农不但不得灰溜溜的把他推荐过去的三名担任侍卫官的军校同学调走，而且还和徐铁成结下了梁子。
把这段公案讲述完毕之后，杜成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江北，你说我们现在要去动徐铁成最信任的心腹邓兴农，徐铁成会不会配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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