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尊崇佛教的皇帝很多。其中，作为典型经常被举出名字的有南朝的梁武帝，还有一位就是可与梁武帝相提并论的隋文帝。
隋文帝继位以后，旋即允许佛教信徒们出家，同时承认印制佛经和制作佛像的自由，并给首都大兴城、洛阳等地的主要佛寺以及朝廷内配备了佛教经典大全“一切经”。这些措施极具效果，被压抑已久的佛教活动迅速复兴。从佛教界的记载来看，文帝一代，共计度僧23万人、建寺3792座。但是文帝此时并没有为此而耗费国家财政，与梁武帝不同，文帝个人和佛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开皇二十年(600)是连续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一年。十月，皇太子杨勇被废，十一月，文帝次子晋王杨广被立为新太子。可称之为废佛毁释的命令，也是在废立皇太子问题告一段落之后马上就发布的。此外，在此前一年即开皇十九年，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从政坛消失，仁寿元年(601)杨素担任了这一职务。高颎和杨勇的倒台，杨广与杨素的登场应当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动向。
导致高颎下台的直接契机，源于前一年即开皇十八年(598)的远征高句丽。这次出兵，战事以惨败告终，高颎也成为战败的罪魁。
高颎与杨勇是儿女亲家，但连接两者的纽带不仅在这一点上。杨勇作为未来的皇帝，将继承高颎大力推进的关中本位主义的政治路线。此外，在末世思想盛行的河北出现了一种新佛教教派即三阶教，高颎是其忠实信徒。位于首都大兴城内的三阶教的真寂寺(唐代改称化度寺)，就是在高颎捐赠的宅基地上建造的。
由于这一教派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加之十分团结，因而往往成为权力阶层的眼中钉，屡屡受到打压，终于八世纪中叶灭亡。而三阶教遭受的第一次镇压，就发生在开皇二十年。自不待言，高颎的下台与此有密切的关联。
相对于杨勇、高颎这一政界的主流而言，杨广和杨素不仅是旁系，而且是后来者。
杨素出身于弘农华阴(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杨氏这一名门望族的嫡系，而且文武双全。以杨素的出身和才能，本来他可以很早就进入关陇系统的核心。或许正是因为过人的才能及家世的影响，使杨素过度自信，目中无人，未能融入政界主流。
杨素在隋平定江南以后征讨南朝残余势力，开始在中央政界崭露头角，但其前面总有高颎，杨素老是处在二把手的位置上。当时人们就评价杨素说，若论才能和实力杨素当在高颎之上，但作为宰相来说，杨素则略逊一筹。
对于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政治野心极强的杨广便悄悄地与自己状况类似的杨素联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与其兄决一胜负，并且将母亲独孤皇后争取到了自己的阵营，除掉高颎，最终赶走兄长，取而代之成功地登上了皇太子之位。
开皇二十年(600)明朗化的废立皇太子之事，并不能仅仅简单的归结为兄弟间争斗的结果，应该还存在着其他的背景。简而言之，杨勇、高颎路线的核心就是要继承并积极发展关中本位政策；而杨广、杨素路线则是要脱离关中本位，在包括江南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基础之上，重新构筑权力。
通行意见认为，隋朝由关中本为路线向非关中本位路线的转换是在炀帝政权成立以后才明确起来的。实际上，在选择杨广为皇太子时，文帝已经亲自决定了转换路线的大政方针。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只要涉及当时的政治动向，往往离不开与佛教的关系。简言之，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仁寿四年(604)七月，六十四岁的隋文帝去世。尽管文帝的晚年在政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通观其在位二十四年间的总体情况，他不仅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而且带来了社会以及民生的安定和繁荣。
隋炀帝前后在位十五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到大业七年(611)为止的前半期，属于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时期。进入后半期以后，先是继前半期的余绪，从大业八年开始远征高句丽，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其后在席卷全国的动乱风暴之中，炀帝又无可奈何地度过每天纸醉金迷的颓废生活，并终于导致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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