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登基，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此事距离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仅仅只有两个月。在高度集权，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国王朝体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权力形态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会出现稳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在父子兄弟等亲人之间也不例外。
在隋文帝时代的后半段，从启民可汗时开始突厥(东突厥)归顺随朝，之后与隋基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到了其子始毕可汗时，正好碰上隋末动乱，突厥与隋的关系遂出现了逆转。
在隋末华北各地崭露头角的群雄之中，诸如窦建德及其部下刘黑闼以及高开道和刘武周、薛举和李规等人，几乎所有的叛乱首领都与突厥或通好或臣服，总之以某种形式与突厥保持着联系。突厥君临于隋末群雄之上，从遥远的北方对他们进行远距离操控、牵制，使之互相争斗。这种状况就宛如历代中国王朝对北方民族所采取的分割离间政策的翻版。
一般认为，唐朝的太原起兵就是在突厥点头同意以后才付诸行动的。太原起兵时，突厥借给李渊1000匹战马和2000名骑兵(一说500名骑兵和2000匹战马)，此举在起到加强唐军力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有监视唐军行动的目的。可以推测，在唐与突厥之间很可能签订有密约。
当唐军控制长安以后，一方面对突厥继续采取低姿态，另一方面却接连制服群雄，开始迈向全国统一之路。当突厥意识到这一点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与突厥对峙的势力只剩下了唐。
突厥认识到，倘若等唐朝完成统一大业，巩固了阵脚以后，形势会越发变得对突厥不利，此前突厥对唐指手画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颉利可汗继位以后，便从武德七年(624)开始率领十万骑兵大举南进，并终于在武德九年(626)自西北攻入，兵临长安城下。此举显然是由于突厥看准了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内部混乱，而乘机对唐采取的行动。李世民为了顺利度过这场危机，遂决定让自己站在最前沿，其结果便出现了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的仓促即位。
太宗即位二十天以后，突厥的大军便出现在了渭水的便桥(西渭桥)之北。唐太宗闻讯立即率领六位重臣奔赴便桥，隔河痛斥对岸的颉利可汗。唐军的军威和士气让颉利感到恐慌，遂于便桥上与唐太宗握手言和，并立即撤走了突厥大军。
便桥退兵是太宗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的首次亮相。这位新皇帝总算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唐太宗借此机会凝聚人心，强化了内部团结，同时也找到了转而对突厥进行反功的突破口。
所谓反攻的突破口，是因为唐太宗注意到，弥漫于突厥大军中的军纪松弛涣散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两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另一方面，唐太宗在秦王时代即已与突利可汗结拜了兄弟。于是，唐太宗便努力接近拉拢突利，想方设法孤立颉利。这一时期恰逢草原连年大雪，家畜多冻饿而死，陷入饥荒状态。唐太宗抓住这一机会，任命李靖、李勣(李世勣)为主将，向颉利发动进攻。到贞观四年(630)二月，颉利被唐军俘获，至此君临北亚的突厥帝国，即突厥第一汗国遂宣告灭亡。被押解到长安。的颉利可汗在郁闷中死去。
突厥帝国的灭亡，给予其治下的各个民族的酋长们以强烈的冲击。对于即位仅仅三年半就击败了北方强国的唐太宗之伟业，他们感到震惊和敬佩，预感到唐将成为包括游牧世界在内的新的中心。于是，各民族的酋长们在协商之后，共同推举唐太宗为凌驾于各族之上的“天可汗”。由此，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唐太宗首先一举解决了摆在眼前的，突厥进攻的，这个最大难题，给唐太宗时代开启了一个好的开端。同时，贞观二年(628)，隋末群雄中的最后一支残存势力梁师都也被消灭，全国统一宣告完成。于是自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抚民生，让经过战乱以后疲惫不堪的民众休养生息，同时全力以赴整顿统治体制，开始了在后世广为人知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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