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转眼间便到了1972年的9月份了，那曾淑萍便怀孕足月、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在这天上午，那还在准备出工的曾淑萍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肚里有异动了，她便着罗海龙去请接生婆来接生。
罗海龙便匆匆忙忙地出门去请接生婆。
那请来的接生婆刚进门，便听见了房里的李雪梅急促地在朝着她说道：“快！快快快！婶啊，快点，快点！都已经露头了，哎呀，你到了就好，这差点急死我了。”
于是乎，那接生婆便立即匆匆忙忙地为曾淑萍接生。
这真是太顺利了！从曾淑萍感觉自己的肚里有异动到婴儿出生，这前后才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曾淑萍便顺产生下了一个男婴。
当婴儿坠地在“呱呱”哭叫，当那接生婆说是男孩的时候，那躺在床上的曾淑萍却在泰然的说道：“哦，好，不管是男是女，都是我的骨肉，既然是儿子，那他就是我最小的儿子了，以后我再也不生了，养不起了，我两公婆太辛苦了，我没办法再养了。以前，我养父潘耀辉帮我找黄半仙算命，说我有四子一女，现在齐了，我也心满意足了……”
旁边的李雪梅听后，她便含着泪在悯惜着曾淑萍，同时，她也在心满意足的笑了起来。
在接生婆料理完了房里的一切事情，当罗海龙进入到了房里后，那曾淑萍又把刚才的话对他说了一遍，那罗海龙听后，他便拉着曾淑萍的手，也在笑着说道：“好，好好好，听你的，以后再也不生了，老婆啊，是的，你跟着我也真是太辛苦了，也太难为你了……”
曾淑萍听后，她看着罗海龙，她在十分欣慰的微笑着。
然后，李雪梅、罗海龙和曾淑萍便都很平静地在呵护起这个刚出生的男婴来。
后来，大家都说，由于曾淑萍是第五胎了，特别是她一直都是带着胎儿在劳动，她天天都在外面晒太阳和走动，以致，她在生这个小孩时便变得容易得多了，这在不知不觉中便生出来了。
另外，由于曾淑萍在怀这一胎时营养不充足，所以，这个男婴出生时只有4斤5两、52厘米长，这也许也是曾淑萍容易生他出来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谁不知道阿妈是女人咩？而作为女人，谁不知道女人怀胎生小孩是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和艰辛咩？这，谁不想舒服的在家静心养身保胎咩？但是，那曾淑萍却没有条件，她只是被生活所迫无奈而已，她只是在坚强地死撑死挨了过来而已，也因此，在生这一胎时，那曾淑萍却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这是不是又是因祸得福了呢？
这是曾淑萍的第五胎，也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所以，照顾婴儿和产妇以及行逞那些繁琐礼节，那通通便都不在话下了。
在婴儿出生几天之后，那罗海龙便为这个小儿子取名为：“罗伟峰”。
这罗伟峰呀便是我的爸爸。
由于罗伟峰出世时比较瘦小，家人形容他的身体就像是一只刚出巢的黄蜂仔一样，而且，这“峰”与“蜂”字同音，因此，家人便把他叫做“黄蜂仔”。
所以，“罗伟峰”便是我爸爸的大名，而“黄蜂仔”便是他的乳名或者说是他的花名。
后来，这两个名字便跟随了我爸爸31岁的短暂的人生，因为，黄蜂仔后来上了医科大学、读了研究生，他毕业后成为了省城一家“三甲”医院的一名医生，在2003年“非典”的初期，黄蜂仔与同是医生的我的妈妈在为人看病时，两人不幸的同时被感染，因而便双双牺牲在了医生的岗位上，这也影响了我的人生和生活的经历。当然，此是后话，敬请留意我的后述。
在罗伟峰满月后，那曾淑萍便又无所顾忌的下地干活了，那李雪梅便又在家承担起了照看黄蜂仔这个小孙子的职责了。
此时，在罗家的8口人中，李雪梅58岁，罗海龙36岁，曾淑萍35岁，罗伟斌9岁，罗伟强和罗伟芳7岁，罗伟忠5岁，罗伟峰则刚刚出生。家中的这一群小孩，个个都正是嗷嗷待哺长身体的时候，都正是需要穿衣填食的时候。
然而，在这1970年代初期的时候，无论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还是处在多孩多子的罗家，那都充满了生活和生存的重重困难和艰辛。
首先是当时当地的社会大环境。
当时农村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所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人们把这种模式俗称为大锅饭模式。
在这种大锅饭模式下，虽有按劳分配的说法，但人们的出勤也只是记工分，这工分是按各自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水平，由全体队员把人们各自出勤的一天的工分评为了十分之一到十分不等，只要出勤，生产队的记工员便会记上你的名字，然后在月底及年底时再统计你的出勤数和工分数。
生产队在收成后分粮时，一般都会预先的按人头平均分配，然后在等到年底时再结数。
在每年的年底结数时，除了上交上级的公余粮及各种任务外，则各家各户人均的所得其实都是相差无几，劳力少、小孩和老人多的家庭，虽然会出现倒欠的现象，但是，也不会悬殊太大，欠数的家庭以家庭养猪得来的钱也可以填平这个窟窿，所以，人人几乎都是在过着一种平等的生活。
可以这么说，那时的生产积极性是十分的低落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的消极的。特别是那些二十几岁的新生劳动力，他们几乎都是出勤不出力，比如在锄地时，那往往是锄三下就停两下，往往人是在田间地头，而却是三三两两的抱着锄头在吹牛、在谈天和在说笑。
人们唯一有积极性的，那就是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的耕作，不管是在天亮前的凌晨，还是在傍晚后的黄昏，人们都会积极地忙碌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因为自留地里的产出那完全是归自己的，然而，自留地的面积却是十分的有限的，按规定，每人可以有6厘田。
另外，在这一时期，那田里的病虫害，那水稻的什么稻瘟病、纹枯病、叶枯病、稻曲病，等等等等，又是十分的厉害，再加上那时又还是传统的经验农耕技术，人们分不清作物患的是什么病，于是，买来的很多农药，人们不分青红皂白，便像捡中草药一样，每样都倒一点，混水后，本来是用于喷雾的，人们却用瓢勺把它泼到了水稻间，这就像急病乱投医一样，以致，既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却又造成了不必要的土壤和水体的污染。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续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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