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苏亦收集到的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结果，长春现存伪满时期的建筑，可以分为两条轴线。
第一条，是斯大林大街（旧大同大街），是长春站往南，建国忠灵庙为终点；第二条则是新民大街（旧顺天大街），从临时皇宫（现地质宫）往南，把伪满八部等官厅串联起来，到新民广场（顺天广场）止。
从这些规划，很容易推断出来，这两块区域就是当初“新京”城市规划的核心区域。
而且，年代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三十多年里，整个长春城区并没有太多大型新建筑，依旧保持着当年新京规划的模样，因此，在这个年代游览长春，有种行走在历史时空的错觉。
苏亦很喜欢这种奇妙的体验。
然而，时间有限，他没法在长春待很长的时间，能够在研讨会的几天时间里面，抠出一天的时间瞎逛，已是不容易。
而且，要写一篇小论文，他调查的“满洲式”官厅建筑已经足够了。
根据他的个人经验，写论文，选题就要足够小，近现代长春城市规划是一个大课题，这不是他的专业范畴，要研究这些课题，有建筑学的大佬。不要说城市规划，仅仅是长春“满洲式”建筑这个课题，对于他来说也足够大，光凭他一个人，短短一天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弄完这些的。
因此，他只能把选题继续缩小。
要给伪满建组分类的话，按照苏亦的分法，大致可以分类。
一、军政机关类。
二、经济集团类。
三、宗教礼制类。
四、文件单位类。篳趣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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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他研究的范畴就是第一类——军政机构类建筑。
这一类建筑大致有二十多处，主要分为关东军殖民军事机关类跟伪满国家行政机关。
前者代表日方，后者代表伪满方面。
再细分，主要包括曰本关东军军事基地及官邸、伪满官厅及官邸建筑。
因此，他又在这个大类继续细分，只研究伪满官厅及官邸建筑。
因为关东军军事类建筑，太分散了，除了省委省政府所在地的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宪兵司令部比较好找之外，其他的基地都比较偏，苏亦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去一一做调查。
只能一再缩小研究范围。
而伪满官厅，苏亦跟吴镇武逛了个遍，从第一厅舍到第十四厅舍，除了被拆除的两个厅舍，全部都做文物建筑调查表存档。
其他部分，例如伪满地政管理局，伪满满铁综合事务所，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宏报处，伪满新京顺天警察署等旧址，他也做了补充调查。
实地调查，做到他这程度，也差不多够了。
从建筑艺术风格来说，军警类的建筑主要是采用曰本建筑文化风格，以便彰显曰本地位。例如现在省委大楼，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就是朝着曰本名古屋山城建筑，“帝冠式”和“山城堡垒”两种元素结合以彰显威严，不仅如此，它的大门还镶嵌曰本皇室菊花章。
相比较之下，伪满官厅的建筑风格则式另外一种呈现，它是曰本“帝冠式”的满洲版，在其基础上，又加入协和”的政治思想，因此，也被称为“兴亚式”。
从这点来说，伪满建筑的兴亚式风格，并不等同于曰本的“帝冠式”，它是其本土化的一种探索，是全新的“满洲式”，奈何，伪满统治时期短暂，这种风格的建筑形式，并没有继续延续的机会。
那么研究伪满时期的殖民建筑历史，有什么意义？
自然是有用，不同的学科研究有不同的学术意义。
除了见证历史，及其蕴含的警示价值之外，这些大面积的“兴亚式”城市建筑群，在这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按照苏亦的学术背景，他不可能去研究他们的建筑史，没有必要，但他却可以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去阐述它们的作用。
可以说，在这个年代，全国范围内，能够认识文化遗产重要价值的学者，也没几个，更别谈，应该如何去保护了。
他回到南湖宾馆以后，先一步整理资料，暂时还没有办法把文章弄出来，一些关键的文献还没有查阅，不能瞎写，不过，这方面他也不着急。
到时候，回北大再弄。
要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文献资料，再委托吴镇武帮忙，这哥们，应该会很乐意的。
现在嘛，自然也不能闲着。
好不容易来了一趟长春，有着吉大那么丰富的藏书资源不利用，那么多浪费。
美丽的长春坐落在吉大里。
这是前世的梗。
这个时候，吉大还没有合并长春的众多高校，就连后来的吉大校本部前卫南区都还没有修建，只有老校区前卫北区。
1978年的吉大老校区，一点都不老。
尤其是雄浑大气的理化楼，比北大的燕园的建筑都要豪华。
实际上，吉大直到1950年才从沈阳搬迁到这里，当时还叫东北人民大学，58年才改名。
后来匡亚明调任吉大校长以后，吉大开始大面积的基建，比如豪华的理化楼就是60年代初建成的，主体六层，局部九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造型简洁，立面对称，整体颇显庄重，只有檐口部分有简洁的装饰，檐下有仿斗拱的构件。
该楼被称为长春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之一，这么豪华的建筑楼，在当年全国各大高校也是少的，就算北大也都没有这样的建筑楼，而且，由于建筑质量较好，该楼至今仍作为教学楼正常使用。此外，还有文科楼，也是这个时候建成的。
看到这栋建筑，苏亦也忍不住感慨，他前一天，满长春寻找“兴亚式”老建筑，现在却又开始参观长春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之一，有着时空交错的感觉。
然而，理化楼是他第一处打开的“十大建筑”吗？
当然不是。
他第一处打卡的“十大建筑”是南湖宾馆，此外，昨天他还去同为十大建筑的省图书馆，以及地质宫。
而地质宫原本是伪满新皇宫旧址，结果只建设地下结构，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财力紧张而停工。解放后才重修，也是后来吉大博物馆，现在还属于长春地院，因为是在新民大街的北端，他跟吴镇武也就顺道过去看了。
至于省图书馆，纯粹是去查资料。
从某种意义来说，美丽的长春在吉大里面也不算错，后世大部分“兴亚式”建筑，都成为吉大的教学楼。
比如，现在吉大，也有两处伪满时期的建筑。
第一个则是月31日建成的鸣放宫。
其实，这座建筑的原名叫“神武殿”，目的是为了祭祀神**皇。
早些年是空军航校的礼堂，后来航校迁走以后，吉大花了50万把它买下来作为学校大礼堂。
名字取的也挺有意思，出自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匾额还是由于省吾亲自书写的。
根据吴镇武的八卦，据说，当时吉大还给于老300块的润笔费，相当可观。
后来，这个名字因为有“大放大鸣”之意，匾额直接被摘下来，现在也都没有挂上，不过名字也就流传至今，依旧没有改。
第二处，则是他今天过来吉大的目的地——吉大图书馆。
图书馆所在的“伪满炭矿株式会社旧址“大楼，就是月22日建成。早年间，这大楼就是吉大的行政楼，文科楼建成以后，才从这里搬出来，成为图书馆。
梁启超曾经说过：“历史上每一个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
大学也是如此。
苏亦拿了吴镇武的借书证，混入图书馆的时候，也不禁感慨。
这里馆藏极为丰富，不仅拥有不少伪满时期的史料，甚至还有大量满文文献，奈何，不会满文，看不懂，只能作罢。
满文文献看不懂，馆藏的满铁资料却多少能看得懂一些的，书写语言，主要是日文、俄文跟英文，俄文看不懂，但英文阅读已经没啥问题了，至于日文，连蒙带猜，八九不离十，毕竟，他这段时间也没少学日文。
各种报告，涵盖的种类太多了。
苏亦也只是好奇的翻一翻，他不研究满洲史，也不做文献研究，就是过来找伪满时期的相关史料而已。
满铁的调查报告，算是一种，却也不是他需要的城市规划以及建筑相关史料。
倒是找到一本《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奈何他不是研究经济的，似乎这个年代，国内的学者很少有研究伪满时期的建筑论著。
除了一些原始资料，没法子，苏亦只好找曰本学者的。
还别说，真找到了。
例如曰本的建筑史学家家村田治郎1944出版的《满洲的史迹》，还有当年的《满洲建筑杂志》，在这本杂志里面，找到了大量苏亦需要的资料。这玩意，不是在吉大的图书馆，要回北大，估计还真找不到。
于是，这一天上午，苏亦就一直泡在图书馆里面。
也只能是一个上午，下午还有事。
因为研讨会下午结束，大家需要集体照相，苏亦不能缺席。
他也只是早上研讨会的时候，偷偷跑出来，因为研讨会最后两天，学术报告逐渐减少，开始固定古文字研究学会的各种章程以及理事会长的选举。
这种事情跟他没啥关系。
第一届会长，肯定是于省吾先生。
至于理事也都是各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跟他这种小辈没啥关系，但下午的闭幕式，他肯定是不能缺席的。
怎么说，他还要客串会议摄影师呢。
闭幕式结束，大家在南湖宾馆主楼外面拍合照。
合作是专门的工作拍摄，不需要苏亦客串，但他也没有闲着，主办方还安排大家去参观吉大校园，校长都亲自过来接待大家，苏亦又来活了，他是随行摄影师，而吴镇武则变成他的摄影助手。
忙活了一个下午，到晚上，则有一个晚宴，跟后世的冷餐宴不一样，就是食堂聚餐。此外，吉大这边还在大礼堂鸣放宫举办联欢会，师生们在上面载歌载舞。
至此，整个研讨会圆满落幕。
苏亦也很荣幸地成为中国古文字研究学会第一届的创会会员，他也是有组织的人了。
就算如此，苏亦他们也没有立即返回北大，因为他们一行，还需要在吉大考古专业做一场学术报告。
不仅邹恒、高铭两位先生需要参与，他也不例外。
谁让吉大考古专业的创始者张忠培先生是北大自己人呢。
他跟高铭先生，还有之前做周原报告的徐锡台先生是北大同班同学。
又跟俞伟朝先生一样，都是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吉大，不然，估计也要留校北大。
作为考古学界的大佬，日后的故宫博物院院长，苏亦听过张先生太多的传闻。
只不过他一直有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张先生当初副博士毕业，既不留校北大又不去考古所，却被分配来吉大？
这是什么原因？
最大的原因，还是组织分配。
然而，组织分配也是领导决策的。
这一次过来长春，苏亦才从高铭先生的口中得知，张先生之所以被分配到吉大，也跟他的研究方向有关。
他当初在北大师从苏秉琦先生，研究新石器时期考古，同时，他也为林耀华讲授“原始社会史与少数民族志”做过助教。
因此，后世提及张先生的师从，总会提及苏秉琦、林耀华两位先生。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的原因之一。
张先生跟高铭先生是同班同学，跟俞先生又是同为苏门师兄弟，跟邹恒先生也不陌生，他之前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还参与了邹先生主讲的“商周考古”部分内容的讲授和《商周考古》部分章节的编写。
这些年，为了创办吉大考古专业，他也没少跑北大。跟北大诸位师长的关系，非同一般。
苏亦第一次在南湖宾馆，见到这位老学长的时候，满是感慨。
前世，他研究考古学术史的时候，这位先生的可以说是绕不开的重点人物，尤其是关于他关于方法论以及学术史上的成就“两学三论，三个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定位。”也对苏亦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就这样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就算他这一年多来，见过不少师长，见过不少前世只能在文章著作里面提及的老前辈，这一次，再次见到张先生，他依旧感慨不已，能够跟这些先生们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真好。
因此，对于张先生，他天然就有一种亲近感。
没有错，作为吉大考古专业的负责人，张先生也是这一次古文字成立大会的发起人之一，早在他们到南湖宾馆的第一天，就见到对方。
不过当时熟人太多，苏亦只是小透明，张先生也只是简单跟他一下招呼，并没有私下接触的机会。
这一次，他们被邀请过来吉大做演讲，跟张先生交流的机会就多起来了。
在文科楼休息室内，他跟高铭邹恒两位先生几乎都被吉大考古专业的老师围在中间。
跟北大考古专业的豪华阵容相比较，吉大考古专业此时的师资，显得较为单薄。
张忠培先生讲新石器考古、林沄先生讲商周考古、李如森老师讲战国秦汉、魏存成老师讲隋唐、除了考古学几大段课程外，姚孝遂先生讲古文字、张博泉先生讲东北史、王可宾先生讲原始社会史、罗继祖先生讲文献。
当然，这种单薄是相比较北大的，这个阵容，放在同时的全国高校，已经很豪华了。毕竟除北大之外，国内的高校，也都是这一时期创办考古专业，有的学校连师资都没能配齐。
而且，这些先生，用苏亦前世的眼光看来，一个个都是顶级学者。
张忠培先生就不说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人，绝对的领军人物。
林沄先生师从于省吾先生，也是后来吉大考古的领军人物。
姚孝遂、张博泉、王可宾、罗继祖极为先生，则各有各的来历。
不过四位先生，只有姚孝遂先生在场，他是于省吾先生的研究生，又是教古文字的，高铭跟邹恒两位先生都没有离开，他也姚留下来作陪，要知道当初吉大考古专业能够建立，也得到他的不小支持。
此外，吉大考古教研室的支部书记李木庚先生也在现场。看到苏亦，这位先生也很热情，还问苏亦对吉大的印象怎么样，以后毕业以后有没有考虑到东北工作。
问得苏亦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在张先生笑道，“李书记，你想多了，苏亦同学到时候毕业，你觉得宿先生舍得让他离开北大吗。”
瞬间，现场笑成一片。
要论竞争力，吉大肯定跟北大没有可比性，更不要说，苏亦还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
张先生之所以被分配到吉大，是个例外，此后，北大就很少学生被分配到吉大。
就算是张先生当初毕业，也不想来吉大，他本科毕业的时候，一连三个志愿都填写考古所，想要到第一线做田野考古，奈何，当时国家需要培养人才，他就被留校继续深造攻读副博士学位，后来副博士制度不了了之，1961年毕业的时候就被分配到吉大。
又因为是历史系唯一一个具有田野发掘经验的老师，1972年吉大考古专业成立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成为考古专业的负责人。
这些都是机缘巧合，历史不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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