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毕业以后，宿白先生肯定不会让他外放。
原因多种多样，但，最大的原因就是苏亦年纪太小，不放在身边，估计北大的各位师长都不放心，更不要说宿白先生。
因此，见到苏亦，张先生也不由感慨自己的求学生涯。
他说，“我当初到考古专业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喜欢，觉得整天研究些坛坛罐罐、砖头瓦块，理论贫乏，枯燥无味。直到后面，慢慢喜欢上考古，喜欢上田野，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都是这样，王镜泽的真香定律，大佬们也不能免俗。
张先生之所以感慨，主要是他觉得苏亦这么小，就毅然决然选择考古，而且一步到位敢报考宿白先生的研究生，这种魄力，就不是一般的少年天才能够拥有的。
要知道，少年天才有，但能够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敢去尝试的，可不多。
这样具有行动力的苏亦，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面对张先生的感慨，苏亦只能傻笑，不然，他也不知道该说啥。
好在，休息室内，除了几位先生外，也有其他年轻的老师。
比如讲战国秦汉考古李如森，就曾经去过北大进修，当过俞伟朝先生的助手。
还有商周考古的助教许伟老师，他则是吉大考古专业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之后到北大跟着邹恒先生进修，做他的助手。
现在老师来自己的学校了，肯定也不能确系。
最后就是隋唐考古的魏存成老师，一看他的研究方向，就知道跟苏亦关系莫逆。
因为国内，这个时候，研究隋唐考古的大拿只有宿白先生。
而对方毕业留校以后，1973年就被张忠培先生送到北大进修，跟着宿白教授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1975年8月学成归来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研究。
此外，这位先生也不拘泥于隋唐考古，他在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以及同时期朝鲜半岛、日本考古与历史诸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这在全国独树一帜，发挥了吉大的地方优势。
因此后来，中国要将“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魏教授是名符其实的高句丽专家做出极为突出的贡献。
当然，这是后话。
现在嘛，作为师兄，见到小师弟来到自己的地盘，他整个人热情的不得了。
魏师兄忆苦思甜，回忆在北大跟随宿先生学习的美好时间，苏亦自然要扮演好忠实听众。
而且他也真没想到，会在吉大有直系师兄。
反正一窝子的熟人。
大家都天南地北的聊着。
然后说着说着，话题就拐到苏亦的身上。
他的年龄肯定是大家重点讨论的话题。
这么小，就读研究生。
绝无仅有。
说着，就提到他在研讨会上的表现，都好奇他怎么会研究“数字挂”，要知道苏亦能够在会场帮助张政烺先生补充说明古代筮法，还提出“数字卦”这个概念，给与会的众人留下几位深刻的印象。
没法子，面对众人好奇的目光，苏亦只能瞎扯，“除了家学之外，主要还是受到商承祚跟容庚两位先生的影响，我也受到他们的才开始学甲骨文的。”
众人恍然。
甚至姚孝遂先生还拿他跟商承祚先生做比较，“之前在南湖宾馆，大家都感慨你们广东出人才，尤其是中大的曾宪通先生，还跟我们说，你跟商老一样，都是少年天才。还遗憾，这一次商老已经确定名单要过来了，后来感冒了，天气太冷，也跟容老一样，没有过来了，不然见到你肯定非常高兴。”
苏亦也觉得遗憾，“我之前在广州省博实习的时候，时间太匆忙了，也一直没有机会拜访商老。”
这个时候，高铭先生突然笑道，“你们可能不知道，当初苏亦报考我们北大的时候，中大的梁钊韬教授还打算跟我们抢人呢。甚至，商老家的大公子商志谭打算帮商老收徒的，他还许诺，要是苏亦愿意去中大，就让商老收他为关门弟子。”
这话，让众人意外不已，纷纷惊呼，原来苏亦跟商老还有这样的缘分。
姚孝遂先生直说可惜，然后他又说，“这一次，商老原本是要来的。不过容老已经84岁了，天气太冷，路途太远，所以容老早就跟学生们说不去长春了。但商老没有征求容老的意见就敲定了到长春开会的名单，当商老宣布自己同一班青年教师一道到长春参会后说：“容老因年纪大，这次就不去了。”容老听后马上发火道：“谁说我年纪大就不去，你比他们大三四十岁都能去，为什么我比你大八岁就不能去？”结果，临到出发的那天商老也生病了，两位老先生，也都来不了，听说因为这事容老都乐得不行。”
众人笑得不轻。
当然，真以为两位老先生，关系不融洽，那就错了。
两位老先生关系很好，都认十年了，商老话多，容老寡言。当商老说到容老不多前辈混个脸熟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自己去找上门的时候，就方便很多了。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机缘，羡慕不来。
在曾宪通看来，苏亦跟商承祚先生很像，那是因为商老是他的老师，习惯性从古文字方面出发。
而张忠培先生，对于苏亦又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我倒是觉得你跟梁思永先生挺像的，都是新会人，都一样的天资聪慧，也希望以后你学有所成，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楷模。”
张先生这个说法，就是从考古学术背景去看待苏亦了。
在老一辈考古学者之中，也确实只有梁思永先生的这样的前辈才能够被称为少年英才了。
苏亦哪里敢跟梁思永先生自比。
他前世读研的时候，研究的就是考古学术史，张先生对梁思成先生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
他晚年，曾经做过考学学术史分期，他提出安特生、梁思永和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三座丰碑，分别代表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
安特生就不说了，中国考古学正式成立就是因为他。
张先生把梁思永他还有苏秉琦先生相提并论，足以见得他对梁先生的推崇。
说着，张先生进而开始谈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
梁思永先生贡献自然很多。
比如他发掘的昂昂溪遗址，就是中国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工作。
之所以强调中国学者，那是因为早在昂昂溪遗址之前，东北地区就已经有沙锅屯以及貔子窝两处遗址被发掘，不过这都是外国人进行的发掘跟中国学者无关。
因此，梁思永先生依旧是中国在东北考古的第一人，这点无容置疑。
实际上，梁思永的重要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非要概括的话，有三个方面。
（1）建立科学的考古方法。他发表的《远东考古学上若干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指导性论著。
（2）树立田野考古工作的光辉典范。梁思永富有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昂昂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考古学两大方法论其中之一的地层学就是从这里开始运用的。这才是昂昂溪遗址发掘在学术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
（3）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业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先生的熏陶和培育。
这样一个在考古学术史上具有丰碑式的人物，苏亦凭啥跟人家比较？
他拿什么可以比较？
就算再给他几十年的时间，他也不一定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
因为对方是先驱，是开拓者，他最多算是继承者。
张忠培先生把他跟梁思永先生对比，完全就是因为他跟梁思永先生都是新会人，以此来勉励他吧。
不过能够跟自己的偶像做比较。
苏亦还是很高兴的。
都重活一世了，未来，自己要是不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那也太丢脸了，都没脸面对新会父老了。
当然，苏亦终究是小辈，他虽然是话题人物，却不能始终占据着话题的中心。
师长们，也有他们的话题要聊。
比如，高铭跟张忠培两位先生是同班同学，他们大学四年都在一起，再加上张先生读研几年时间，恰好高铭先生留校，两人相处的时间非常多，又因为当年研究生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因此，那些年，他们可以说是北大田野发掘的主力军。
如此一样，肯定就绕不开张先生在华县队的工作经历的。
甚至，1958年，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工作，就是高铭、杨建芳、张忠培，三人参与的。当时，高铭先生留校任教，主要是带学生参与田野实习，杨建芳跟张忠培两位先生都在读研，也一起带队主持发掘工作。
毕竟是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几位先生回忆起来的时候，肯定充满感触。
苏亦很自然就把话题带到这个方面来，一方面，他是要分散火力，减少师长们队他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对当年的发掘经历也充满好奇。
考古遗址的发掘，发掘一次就少一次，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前辈们发掘完毕，作为晚辈只剩下学习的份了，想要重新参与，基本上不可能。
只能通过论文或者发掘报告去窥探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工作。
除了泉护村遗址，还有元君庙墓地遗址，不过高铭先生中途就撤出，只是参与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后面的元君庙墓地发掘，并没有参与。
因此，张先生就是发掘的主要领头雁，当年的发掘经历也成为他学术生涯主要成果之一。
说到这次发掘经历，张先生也兴奋不已。
“月，在9月开始的泉护村、元君庙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解古遗址的类型与分布，我们组成三个小组，在华县、渭南再度进行调查，并在虫陈村、南沙村、郭老村、涨村和白庙村等地进行了试掘。然后第二年4月，我们依据对泉护村、元君庙遗存的上述认识，再度复查了华县境内的古遗址。并试掘了南沙村、虫陈村和老官台等遗址。”
说到这里，张先生感慨，“后来因为老官台遗址出成果了，开始被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关于发掘资料，我们到了1959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对两次发掘做出泉护村遗存初稿；1960年底至1961年初，杨建芳跟我又写出二稿。1973年的时候，我又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补。可惜，发掘报告的出版，依旧遥遥无期。”
听到这里，苏亦有些好奇发问，“听说，张先生当时对元君庙仰韶墓地分期研究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阻力，有没有这回事啊。”
瞬间，张先生露出了回忆的神情，然后点了点头，“确实不容易，华县元君庙遗址，当时恰好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于是，在1959年，我就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初稿，当时，是套用了马克思理论，以论带史，头一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母权制时代。当时，我把这论文拿给苏先生看的时候，还特别得意，结果，老师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表情，直接让我对墓地做进一步分期研究，当时，我的心宛如浇下了一盆凉水。此后，分期分了三年，搞不出来，我请示苏先生真的分不出来了，要不就不分了吧？苏先生当即沉下脸，让我继续分期研究。”
“当时，望着老师离开的背影，杂陈。但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还这么重视这批材料。这个老先生多执着啊，对于考古事业这么忠诚。接着我就想，科学世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只要是万一分出期来呢？我没分出来，我这辈子就失掉了一个搞明白古人的机会了，而这个真相本应该我来发现的。”
“那一次，我三天两夜几乎不眠不睡，终于完成了墓地的分期，而且，也没有用一座房屋或者一座墓地为研究单位的做法，而是将每排墓葬解释为了一个氏族墓地，由此确定了墓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因此，《元君庙仰韶墓地》也获得先生认可，甚至，还被他成为是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
言及于此。
张先生的表情充满自豪。
故事说完，张先生就忍不住开始拿出香烟开始给各位先生散烟，而且抽的还是“迎春”，这可是好烟，一般人也舍不得抽，甚至，他还习惯性地朝着苏亦递烟，这一举动，让苏亦哭笑不得，连忙摆手，倒是很乖巧地没拿起火柴盒开始帮各位先生点烟。
一时之间，休息室内，烟雾缭绕。
苏亦见状，也觉得好笑。
这年头，可不兴什么吸烟有害健康。甚至苏亦听说早些年飞机都可以抽烟呢。
不愧是湖南的大佬，一口湖南乡音就算了，还喜欢抽烟，很有伟人的风格。
不过，烟瘾大的，也不止张先生。
俞伟朝先生烟瘾也很大。
苏亦听说，六十年代的时候，买烟要烟票。俞先生很烟，最好的，是待客时才抽的。
一抽烟以后，张先生的话题就刹不住了，说起以前的经历越发兴起。
估计，吉大的青年教师没少听他的故事，都开始学会当捧哏。
因此，面对苏亦这个新的听众，张先生讲得越发有激情。
甚至到最后，他充满豪气地表示，“元君庙，全是我自己的东西，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参考，开辟了研究墓地的一种模式。既没有洋教条，也没有中教条，被材料牵着鼻子走的，这么艰难之事……我不入地狱，谁入呀?”
这话说得真霸气。
听起来也很带劲。
甚至让人羡慕。
可以说，开创自己的一套理论。
何为创新，这就是。
张忠培先生的故事，也让苏亦听得热血沸腾，也恨不得自己可以参与发掘，甚至可以独立主持发掘一个遗址。
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属于自己考古发掘报告编写的机会。
当然，这也只是想想而已。
就算是高铭先生，这么多年来，参与那么多考古发掘，带了那么多届北大的学生参与田野时期，他也没有独立主持发掘遗址的机会，苏亦想要独立主持发掘，哪有这么容易。
估计十年以后，再说。
看着他一脸羡慕的模样，张先生不由笑道，“听高老师说，你在广东参与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还参与编写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有没有这回事？”
苏亦多少有些不好说，“做一些基础工作，还有第一部分绪论，后面主要还是整理资料，填写资料表，顺便画一些器物图以及地形图，能够做的工作不多。”
然而，他的话，却让张忠培的目光亮起来，“可以啊，才第一次实习，就能够参与发掘报告的编写，这个经历非常难得。我们学考古的，要是没有田野经验，没有发掘报告的编写经验，那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的考古学者，这点上，你已经走在很多同行的前面。更加难得的是，你竟然还会考古绘图。”
这时，邹恒先生突然说道，“这小子家学渊博，美术世家，美术功底相当好，这也是为什么宿先生会收他入门下的原因之一。”
张忠培恍然，“难怪你前几天要跑去研究伪满时期的建筑，敢情是要继承宿先生的衣钵，有意要把古建考古领域发扬光大啊，不过这个方面，又涉及到梁思成先生的领域。”
说到这里，张先生也反应过来了，由不得感慨，“果然是新会的。”
似乎想起来什么，又道，“听说，启功先生还给送给你好几幅书贴，有没有这回事。”
苏亦只能点头啊。
“不愧是陈垣先生的小老乡。”
得，张先生三言两语之间，就把他的老底都给撂光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新会人的乡土之情。
以前没有感受到那是因为他的位置不够，现在能够获得到这种来自于故乡前辈学人的恩泽，那是因为他恰好出现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
不然，他真像前世一样，到云大读书，这些老前辈想要照顾他，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归根到底，还是要自强。
为您提供大神莫鞑的我在北大学考古最快更新，为了您下次还能查看到本书的最快更新，请务必保存好书签！
第277章：谁入地狱——元君庙仰韶墓地免费阅读.
/
https://zerifeisheng.com/book/55837/17040676_2.html
